昨日在汉结束的第五届中国改革论坛，特别邀请来自上海浦东新区、天津滨海新区、成渝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深圳特区的代表介绍区域经济改革的经验与思路。他们的改革经验对武汉城市圈的发展有何启示？记者昨日采访了相关人士。
   
     “原来街道办还负责招商引资，并有创造税收的任务。自今年街道办全部剥离这些职能后，财政收入反而增幅上升。”昨日，上海浦东新区发改委副主任蒋慧工介绍浦东的新气象。
     2005年，上海浦东成为综合配套改革区后，重点围绕转变政府职能做文章：清理街道办事处权力，取消60%以上的审批事项，搭建电子政务网络平台，办公流程、结果上网公开。
     此外，浦东在进行社会决策时，听证于民、问计于民。一个社区公交环线的配套方案，政府邀请社区居民提建议、想点子；浦东各街道每月开展议政会，政府与百姓实现自由沟通。
     谈到武汉城市圈，蒋慧工建言，中部与沿海城市地区经济、发展中的障碍都不一样，具体改革事项需因地制宜。但政府一定要理清什么是自己应有的职能，政府决策应多问计百姓，而不是简单靠行政手段。
   
     “三大集中”实现统筹城乡
   
     武汉与成都经济水平旗鼓相当，已获批为国家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成都向武汉城市圈献策：推进工业、土地、人口三个集中，实现城乡科学发展。
     去年，成都实现GDP2750亿元，财政收入489亿元，同年武汉GDP2590亿元，财政收入502亿元。成都管辖14个市、县，城乡二元化结构矛盾明显，与武汉城市圈类似。
     成都市政协副主席何绍华介绍，成都首先实行交通优先发展，与郊县通过高速公路相连，实现生产要素快速流通。其次成都重点实行工业向发展区集中，土地向农业大户、产业化龙头企业集中，农民向城镇集中的“三项集中”。在发展中，引导一般工业向远郊县转移，不但中心城区腾出土地发展现代服务业，郊区资源也得以合理利用。
     在何绍华看来，武汉城市圈与成都不同，是由9个不同城市组成，更需要发挥省级统筹协调作用，要强调全域发展而不是靠“拼盘”发展。城市间更多地要破除行政区划带来的思想壁垒，鼓励创新合作。
   
     私募基金助推金融改革
   
     昨日，天津市发改委总经济师李力透露，今年9月已成立国内首个私募基金协会，并设立了全国第一支总额为200亿的渤海产业投资基金。金融改革创新，成为滨海新区综合配套改革推进的一个亮点。
     获批“综改区”仅一年，滨海新区已开始在金融、涉外、土地、科技等领域“投石问路”。天津东疆保税港区下月开始封关运作，百万吨乙烯、千万吨炼油、空客A320、运载火箭、造修船基地等项目正抓紧建设，新区即将迎来新一轮大发展。
     李力说，下一步，滨海新区将首先推进金融改革创新，拓宽直接融资渠道，争设全国非上市公司股权交易市场；以东疆保税港区为重点，建设北方国际航运中心和物流中心；开展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流转及土地收益分配改革，集约利用土地。
     对于武汉城市圈综合配套改革，李力献计：武汉城市圈与天津滨海新区的区域结构不同，改革的侧重点也不同。武汉城市圈必须首先明确自身改革的功能定位，在打破制度性障碍等方面开展探索，促进圈内城市共同发展。
   
     敢作敢为，勇为天下先
   
     “到2020年，深港大都会经济总量1.11万亿美元，排名世界第3。”昨日，深圳市人大副主任唐杰的发展构想，在论坛上激起阵阵涟漪。
     作为我国最早的经济特区，在上海浦东、天津滨海相继成为我国改革探索的新试点之后，深圳的改革发展何去何从，全国瞩目。
     今年2月，香港特首曾荫权提出“与深圳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共建世界级都会”。在8月13日的港深合作论坛上，两地达成共识：将拥3200平方公里、2000万人口深港都市区，建成仅次纽约和东京的国际大都市。
     中国体改研究会副会长李罗力教授认为，无论是何种改革，总要打破体制束缚，突破关键环节，并在相关的问题上进行配套改革。从某种意义上说，深圳就是我国第一个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深圳能发展到今天，靠的是敢作敢为，勇为天下先的创新精神。深圳特区对武汉城市圈综合配套改革的借鉴意义，也在于此。（记者 夏永辉 江萌 通讯员 张卫东 刘茜红）
   
     第五届中国改革论坛聚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