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8月30日,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九次会议任命谢旭人为财政部部长。此时,不少经济界的知名人士认为:谢旭人有着大量基层实践经验和经济专业的背景,在中国即将推进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之际履新,这位一向严谨、细致、务实的新财长,注定将会在中国未来的财政政策路径上烙下鲜明的印记。
谢旭人,1947年出生,大专学历。他是一个从基层上来的务实派官员,他因为清廉、踏实、有大局观而获好评。在财政部工作10年以上的人对他有着非常深刻的印象。“谢部长在财政部要害部门有8年的工作经验,他业务能力非常强,为人很有亲和力。”
税务总局“精细化局长”
1998年,51岁的谢旭人在工作中首次有了独挡一面的机会,从财政部调任中国农业发展银行行长一职。然而,与这次机会相伴的是更大的危机。2003年6月公布的2002年国家审计报告中查出,1996年至1999年,农发行总行涉嫌巨额资金重大经济犯罪。“农发行案”震惊了整个金融界。不久,谢旭人调任中央金融工委副书记。随后,他再次履新,担任了国家经贸委副主任。2003年初,在国家经贸委被撤销、新一届政府组成之际,谢旭人被任命为中国“第一税官”——国家税务总局局长。
中国百姓熟悉谢旭人,是在他担任国税总局局长之后。
这不仅是因为他位高权重,更因为时值税改大关,种种税制改革涉及到深层次的利益分配,波及到所有民众的利益,不能不引起广泛的社会争议,例如人们所关注的个人所得税的调整、迟迟难以推出的燃油税与物业税等等,聚集了分配与激励过程的所有矛盾,也涉及到成千上万人的就业、以及行业的发展前景,这些必然成为社会的中心议题。
从谢旭人的经历看,他是一个土生土长的财税专家,与他成长的年代一起经历了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变,也经历了10年一次的税务大变革,从1994年分税制改革,到2003年税务体制改革,谢旭人都参与其中。
在谢旭人担任国家税务总局局长的几年中,给人们印象最深且成绩显著的是推进征税工作的“精细化”,使国家税收收入稳步上涨。而对税制改革虽然也常有提及,总不及前者突出。有人甚至以“精细化局长”称之。
谢旭人在就任国家税务总局局长后被人屡屡提及的最大功绩,莫过于国家税收的快速增长,真可谓势头之猛烈前所未有。中国的税收总收入占中国财政收入的比重超过95%,而财政收入近几年几乎每年上一个万亿元台阶。2003年超过2万亿元,2004年中国的财政总收入为2.6万亿元,2005年为3.1万亿元;2006年接近4万亿元,为39343亿元;而2007年的前7个月,全国财政收入增长30.3%,增收7280亿元,增收部分已超过了1995年全年的财政收入。这不能不说是这位国税总局前局长的最大功绩。谢旭人也因此成为新中国成立以后征税措施最见成效、对中央财政贡献最大的国税局长。
取消农业税和统一内外资企业所得税
谢旭人不是那种学者型官员,平时也不愿抛头露面,据说他只参加每年一度的中国财税论坛,因此他也没有多少让人记忆深刻的话语。刚上任国家税务总局局长不久,他在2003年中国财税论坛上提出了中国税改的七项命题,涉及增值税、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等多种税改意见,业内人士称之为“谢七条”。
在谢旭人接任之前4年,中国税收增长幅度平均达到15.5%,远远超过了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速度。他执掌国税总局的第一年,中国即遭遇了非典侵袭,中国经济和税收都面临着严峻考验。谢旭人此时的心境如何,没有人能知道。不过,2004年1月1日,当一位经济日报记者按照约定时间去采访他时,却不见他的踪影。原来那天早晨,他一直守候在国家税务总局的电脑旁,查看各地上报的统计数据,一直到中午12点。2003年,中国税收收入突破2万亿元大关,增幅超过20%。2004年,我国共完成税收收入25718亿元,增收5256亿元,双双实现了历史性突破。此后几年,一直稳步上升。谢旭人曾对此表示,“税收管理工作科学化精细化功不可没”。
不过,将视线转向分税制实行之前,我们就能理解谢旭人为何如此心挂中央财政收入。 1992年,全国财政收入3500亿元,其中,中央收入1000亿元,地方收入2500亿元,中央财政支出2000亿元,赤字1000亿元,当年的赤字大部分向银行挂账。1993年两会之后,分税制被正式提上议事日程,在经过与各地政府艰难的博弈之后,分税制正式实施。亲身经历了这一重要历史进程的谢旭人在出任国家税务总局局长之后,虽然有种种改革措施出台,惟有围绕着征税增税的措施最见成效。
在接受采访时,谢旭人曾有如下陈述:汽车开得越快越难开,爬山爬得越高越难爬。现在再让税收增长一个百分点难度要比四年前大很多,但是从另一个角度看,如果现在再增长一个百分点,它代表的成绩也要比以前大,内涵更丰富。可见这位最高税务官须臾不会忘记,他的最大责任是征税。
谢旭人在历史上留下的另一笔是,税制的改革取消了延续数千年的农业税,这标志着中国再也不以农业与农民作为基础税基来养活政府提供公共服务,虽然他并非当时政策出台的主导者,然而他却是一位有力的推动者。这样的成功是中国的一件幸事;另一个成功的改革举措是顺应税负平等要求,统一中外企业所得税,改变了在本国内资反遭歧视的不公平状况。
盘点作为前国税总局局长施政纲领的“谢七条”,多数涉及体制性改革的税改只开了一个头,谢旭人打开特定的画册,还有待后来者去续写。
总知,能否发挥好曾经的宏观背景,从“精细化局长”的谨慎作风很快转换到“宏观部长”,应对我国急需加速推进的“公共财政”改革和宏观调控能力,将是这位新财长所面临的最大挑战。
严谨,勤政,细致,务实
谢旭人生于1947年,来自素以精打细算善于理财著称的浙江宁波。与很多领导者一样,他曾长期在基层工作。对于至今普通话中仍带着宁波口音的他而言,宁波镇海机械厂显然在他的人生旅途中占有着重要位置。从1967年参加工作开始,谢旭人由工人至技术员再升至副厂长。他在这里有着长达10多年的工厂经历。
上世纪80年代初是整个国家的转折点,也是谢旭人人生轨迹的转折点。1980年6月,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81年,34岁的谢旭人进入浙江大学工业经济专业学习。毕业后,他迈入了政坛,在短暂担任宁波市下属两县的副县长、县长职务之后,上调省会杭州。此后几年,他在浙江省计经委下属的投资、计划等部门工作。
1990年,谢旭人的职业生涯出现了另一重大转折。这一年,他进入了掌管10多亿人口大国钱袋的国家财政部,此后上升的轨迹平滑流畅,在短短8年间,由财政部预算司副司长、综合改革司司长升至部长助理,之后又升至财政部副部长。由此可见,财政系统是谢旭人根基的深厚之地。
无论是在财政部还是国家税务总局,人们对谢旭人的普遍印象是:“严谨、勤政、细致、务实。”
的确,谢旭人一向以作风严谨务实、行事低调而著称。
一次,某地方税务局领导得悉新任国家税务总局的谢旭人要来当地视察工作,精心准备了一套迎接检查的方案,包括在机关门口摆放什么鲜花,在哪里用餐,带谢局长走访哪几个分局,汇报哪些工作内容等等,安排的非常周到。
然而就在这位地方税务局局长还在手拿检查方案、紧张地等待总局新领导到来时,有人却告知,谢局长已经到某某分局征收服务大厅视察过了,一位窗口征收人员因为不认识谢旭人,对于这样一个普通纳税人提出的问题,甚至还给出了不耐烦的回答。令这位地方税务局局长大为惊讶。在汇报工作时,他对局里的工作不敢有半点隐瞒。
谢旭人行事颇为低调,很少参加各种论坛。他担任国税总局局长之后,唯一每年都参加的是中国财税论坛。在税务专家眼中,谢旭人是一个非常平和的人,“我印象最深的是,参加论坛的部长、副部长甚至司长基本上都是发言结束或走下了主席台就走了,但谢局长一定要坚持听到会议结束。有很多次他一直在下面认真听,有时还做笔记。”
谢旭人的另一个显著特点是用餐比较快。一次,谢旭人到老家宁波一个税务局检查工作,吃饭时坚决要求在大食堂与职工一起吃自助餐,而就在当地局领导饭还没有盛好时,谢旭人已经吃完饭准备起身离开了。
一些与谢旭人接触比较密切的人介绍说,到外地出差,他在用过晚饭后,一般会直接回到自己的房间,别人怎么劝说,他都不会去参加其他活动并且什么礼物也不肯接受。谢旭人对自己要求非常严格,到外省市视察工作时,常有当地官员宴请,但他总是一一拒绝。
爬山是谢旭人的爱好之一。无论多忙,他坚持每周抽出半天时间去爬香山。读书则是他多年的习惯。谢旭人好学,刚接任税务总局局长时,他每天都要阅读大量税收方面的书籍。他在专业学识方面非常肯钻研,经常跟一些学者讨论问题,有人说他有点像学者型官员。
财税体制改革:新财长面临的最大挑战
税务总局是国家的“收钱”之手,财政部是“花钱”之手,按照一般的逻辑,把大把的钱花出去,似乎比向人“收钱”要来得轻松。而事实上,谢旭人到财政部所要面临的问题将与在税务总局大不相同,更为宏观而且更为复杂。
不过,谢旭人曾经在财政部的长期宏观经历,可能有了用武之地。他自己曾回忆,在财政部的工作使他得以在较长时间里从宏观层面了解我国经济发展情况。据了解,当年在财政部工作期间,谢旭人曾直接参加过1993年-1994年的财政管理体制和税收制度改革,并参与了调查、研究、实施的全过程。
事实上,任财政部部长后,谢旭人面临着更重大的责任与一系列更为艰巨的挑战。最根本的挑战来源是,如何将起始于1998年的建立公共财政体系的倡议从理论落实到行动,并形成组织框架。
从宏观方面看,财税又是不分家的。谢旭人在履新国家财政部部长之后,让人对国家未来的财政政策产生了一些联想。
中央党校经济学部宏观经济教研室主任梁朋认为:“当前的宏观调控政策主要是针对经济过热的预期,从这个角度来说,货币政策更为有效,因为,财政政策主要是着眼于长期性的经济结构调整。所以,短期内宏观调控政策还是会较多地运用货币政策。”但较之货币政策,稳健的财政政策给中国留下的空间,更有弹性,因此,“从长期来看,着眼于经济结构调整的财政政策将越来越受到倚重。”梁朋补充道。
因此,调整财政收支结构,有效发挥财政政策在调整经济结构中的重要作用,很可能成为财政部新掌门人谢旭人的首要任务。
中国政法大学财税金融法研究所所长施正文教授评价说:“预期中国的财政体制改革会取得突破性进展。” 施 教授认为,谢旭人有多年在财政部任职的经历,又有4年多在国家税务总局的管理经验,兼容税收与用税的视角,对于未来的财政体制改革以及考虑收入、支出、预算、国债等财政政策,应该有比较务实、周密的认识。
公共财政的法制性,要求政府所有的收支活动都要依法,并且规范、公开、透明。而谢旭人在国家税务总局大力推进依法治税、纳税服务、精细化管理及信息化建设等,对税收增收、征纳和谐,都起到了重要作用。“谢旭人甚至对税务系统后勤工作,都提出了开展科学化、精细化管理的要求,甚至每一个措施具体到每一个细节,都有详细规定,非常具有可操作性。”施正文说,“这样的行事风格,预期同样会对财政部门带来积极影响。”
党的十七大闭幕后,针对胡锦涛总书记在十七大报告中提出的:“围绕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和主体功能区建设,完善公共财政体系”这一指导思想。谢旭人谈了自己的看法,他表示:财政部门将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大精神,深入贯彻科学发展观,继续实施稳健的财政政策,着力结构调整,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调整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加强资金保障,着力解决改善民生问题;积极推进财税改革,完善公共财政体系,着力构建有利于科学发展、社会和谐的财税体制;坚持依法理财,完善预算管理制度,着力推进财政科学化、精细化管理,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率,促进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
谢旭人表示,今后几年,财政工作要以党的十七大精神为指导,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财政部门将进一步加大公共服务领域投入,积极支持“三农”、教育、社会保障和就业再就业、医疗卫生、住房等各项事业发展,让广大人民群众共享改革发展成果。
支农惠农方面,在继续加大财政支农力度的同时,积极推进财政支农资金的整合,不断完善财政支农资金稳定增长机制。完善落实对种粮农民实行粮食直补、良种补贴、农业生产资料综合直补等措施。切实落实产粮大县奖励政策和粮食最低收购价政策,促进粮食生产。同时,要综合运用贴息、农业保险、投资参股、信贷担保等财税杠杆,探索建立多元化、多层次的支农资金投入机制。
要进一步加大对教育的投入,支持贫困地区、民族地区教育事业发展。完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政策体系,健全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同时,发展职业教育、远程教育和继续教育。
社会保障和就业再就业方面,加快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完善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和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认真落实就业促进法,健全社会保险、社会救助与促进就业的联动机制,改进和完善下岗失业人员小额担保贷款贴息政策。
大力支持深化医疗卫生体制改革工作,全面实施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推进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试点,加大城乡医疗救助力度。
支持城镇廉租住房保障制度的建设,切实支持解决好城市低收入家庭住房困难问题。
离开10年后,谢旭人又重新回到了财政部,这一年,他60岁。在这之前的4年中,他执掌国家税务总局,中国的年税收收入几乎翻了一番。现在,接过了这份越来越大的家业,他将如何扮演分钱者和“买单人”的角色?税务总局是国家的“收钱”之手,财政部是“花钱”之手,按照一般的逻辑,把大把的钱花出去,似乎比向人“收钱”要来得轻松。而事实上,谢旭人到财政部所要面临的问题将与在税务总局大不相同,更为宏观而且更为复杂。
谢旭人简历
谢旭人,十六届中央候补委员,十七届中央委员。 1947年10月出生,浙江宁波人。1967年参加工作。1986年至1990年任浙江省计经委党组成员、投资办主任,综合计划办主任,副主任。1990年至1995年任财政部预算司副司长,综合与改革司司长,党组成员、部长助理。1995年至1998年任财政部副部长、党组成员。1998年至2000年中国农业发展银行行长、党委书记。2000年至2001年任中央金融工委副书记。2001年11月至2003年3月任国家经贸委党组副书记、副主任。2003年4月开始担任国家税务总局局长、党组书记。2007年8月任财政部部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