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现在的讨论给人的印象是，它好象是一个巨大的筐，从能源、科技、环境、人才、质量、结构、增长、贸易、出口、服务，外延无所不包，什么都可以往里装。好象在说，让所有不好的事情快快离开，让所有好的事情快快到来。它的核心与内涵反而模糊了。

　　发展方式问题，如果收拢到一点，可以归结到经济性的根本来源上。旧的发展方式，隐含一个总前提：以为一国经济规模越大就越经济。我称之为国家规模经济。新的发展方式，实际隐含另一种难以一眼看穿出的前提：一国经济范围越大越经济。这里的“范围”可近似理解为共享资源、分摊成本的范围。这种经济可称为国家范围经济。

　　对应国家规模经济的，是比较优势；对应国家范围经济的，是竞争优势。所以问题也可以表述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核心是从比较优势向竞争优势转变。

　　从规模经济性到范围经济性

　　托夫勒站在大历史观的角度揭示的一个核心趋势，可以理解为对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高度概括。这就是“从单一品种、大规模生产，转向小批量、多品种生产”的象征性说法。这种说法的高明之处，不在于生产这件事这个具体题目，在于突破了人类二百年来的一种洞穴之见。这种洞穴之见，就是对经济性的认识，只有规模这个维度，没有品种这个维度。

　　中国上上下下的GDP崇拜，从宗教角度认识，就是把规模当成了上帝。旧的发展方式的要害，就是规模拜物教。这种规模拜物教，已发展到了“数字出官，官出数字”的“量化”阶段。这种规模拜物教的走火入魔，在大国崛起历史上是罕见的。主要是西天取经中，把经念歪了。西方本身反而没有规模拜物教，从钱德勒《规模经济与范围经济——工业资本主义的原动力》的总结分析看，西方一直在规模经济与范围经济之间保持一种平衡。是我们自己在经济性的根本来源这个“经”上，学偏了。就象当年学苏联学偏了一样。

　　当托夫勒把规模和品种，当作两种并列的维度，用来表述经济发展方式时，我们赫然发现，西方人其实跟我们想的不一样，没有那种把规模当上帝的定见。“从单一品种、大规模生产，转向小批量、多品种生产”的说法，隐含这样的灵活看法：规模经济，也可以读作“品种不经济”；范围经济，也可以读作“品种经济”，或“规模不经济”。到底哪种好，要与所在历史条件结合起来看。如果处在传统工业化阶段，规模经济是“好”的，范围经济是不那么现实的；反之，如果处在信息化阶段，范围经济是“好”的，品种不经济越来越非主流。

　　如果我们接受了旧的发展方式中，片面强调规模是“不好”的，还是比较容易的；那么在理解在新的发展方式中，什么是好的，尤其是要跟品种联系在一起，脑子就不容易转弯了。

　　我们观察日本，与中国、韩国有一个非常不同的地方，就是一切都见小，在“小的就是好的”方面，比中韩学西方学得象。我在日本所见最不可思议的现象之一，是连一平米不到的空间如窗台、拐角，居然还要设计成景观。往深层去想，发觉是理念不同。他们所理解的集约，与我们理解的从根上就不同。他可能不是从规模经济性的角度考虑问题，而是从品种经济性的角度考虑问题。无论是节省能源、降低能耗、精细制造，还是精巧设计、利用人力，出发点是如何在不成规模的情况下，仍然保证经济性。这样，经济就越做越集约，越做越节能，越做附加值越高。他实际是在降低差异化的成本、复杂多变化的成本。我们的思维方式是反的。比如降低能耗，我们预设的前提是，批量小了，根本降不下来，所以要按粗放的方式把规模放大几个数量级，从规模效应里边省出一些成本来。

　　这种差异归结到理论上，我们的指导思想是，品种越多，成本越高，所以要把小的合并成大的，就可以解决粗放问题，与世界潮流正好相反；发达国家的指导思想是，品种越多，成本越低。所以要把大的拆成小的，以就可以解决粗放问题。我们眼睛向外要效益，别人眼睛向内要效益。这个指导思想不转变，一切事情到了根上，就会发现制约瓶颈。

　　品种经济性，这只是一种概括性的说法。展开看，它是一连串事件的结果。要想降低品种多样化的成本，涉及外部经济性、知识互补性、收益递增、人力资本投入、网络效应、营造环境、协同商务、集群发展等等，都来了。这些都属于内生增长的范畴，与规模经济是不同取向。概括起来说，这种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前提，是经济增长方式，从外源增长，转向内生增长。内生增长的关键要点，在经济学上，就是处理品种多样性问题，也就是品种经济性问题。

　　简言之，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要求在规模无关条件下，同样能集约，是内在的集约。打个比方，炼一百炉一样的钢，比单炼一炉钢省，这是规模经济；炼一百炉各不相同的钢，比单炼一炉钢省，才是真正转变了发展方式，它内在地要求信息化。

　　从比较优势到竞争优势

　　规模经济是与比较优势联系在一起的，范围经济是与竞争优势联系在一起的。这是波特的发现。波特说，“对一些强调比较优势的产业，规模经济理论确实有它的重要性。然而，这个理论并没有回答我们所关心的国家竞争优势问题”。竞争优势在波特术语中，是比较优势的反义词，他称之为国家竞争优势。

　　波特认为，比较优势，关注点在生产要素，在禀赋。也就是一国“天生”的资源。竞争优势，除了取决于生产要素外，更取决于企业外部的需求、相关产业、战略等综合因素。波特说：“比较优势理论是长期以来在国际竞争分析中处于主流和控制地位的一种理论，而我则力主竞争优势应该是一国财富的源泉。比较优势理论一般认为一国的竞争力主要来源于劳动力、自然资源、金融资本等物质禀赋的投入，而我认为这些投入要素在全球化快速发展的今天其作用日趋减少。……取而代之的是，国家应该创造一个良好的经营环境和支持性制度，以确保投入要素能够高效地使用和升级换代。”

　　比较优势强调的是企业向内部生产生素要效益的单打独斗的经济发展方式，国家竞争优势强调的是向外借用资源的产业集群的经济发展方式。与钱德勒规模经济与范围经济的说法比较，波特实际等于把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放大到国家范围。从这个意义上说，国家竞争优势，就是指国家范围经济。钱德勒说的范围经济与波特说的产业集群，共同点在于都强调了品种经济性，即通过在相同范围内共享资源，在不同品种间分摊成本。前者说一个企业内部可以通过品种多样化降低成本；后者说一个地区可以通过小企业协同，降低不同品种生产的成本。

　　我们希望通过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在能源、科技、环境、人才、质量、结构、增长、贸易、出口、服务等方面取得的新的经济性效果，实质都是范围经济性的不同表现。举例来说，南海纺织城利用计算机服装设计降低多品种的成本，体现了科技含义高与范围经济的联系；IT服务外包中，对人力资源投入显示出的经济效果，体现在对于差异化个性化服务成本的均摊中。越依赖资源共享，就越需要强化无形投入和社会网络，而弱化对能源的依赖。等等。

　　当然，对于一个工业化与信息化融合阶段的国家来说，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不是要一步到位全部转向范围经济，而是从单一依靠规模经济的发展方式，转向规模经济与范围经济融合的发展方式。打好这样的微观基础，我们才能取得预期的宏观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