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罗威
赫治清研究员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赵杰博士 中央党校研究室
南方地区对冰雪灾害没有一点精神准备
和讯网：你研究了历代的自然灾害，能不能谈一下此次灾害的特点以及历史规律？
赫治清：目前发生的重大冰冻灾害，我个人认为它主要是一种气象灾害。我们谈到灾害，在人们的思想意识当中比较重视的是水灾、旱灾、地震、台风、或者SARS。其实人们也知道暴风雪，但主要集中在东北、内蒙古、新疆、西藏等北方地区，在其他的地方不大重视，所以没有一点精神准备，特别是在淮河流域以南，就是长江流域到珠江流域，根本想象不到会出现这种特大的奇寒、冰雪灾害。
其实这在中国历史上是有过的。在清初的时候就出现过类似的这种大的奇冷，冰灾。康熙年间也有过。我举个简单的例子，咱们都知道，一般来说西湖是不冻的。但清初时整个西湖全结冰了，马车就在上面走。连云港也大片结冰，这也罢了，但是长江也结冰了，这在历史上太罕见了。我们现在学者把它叫做“明清宇宙期”，是两千年来我国最冷的时候。
“奇寒”的发生有其时间频率
赫治清：我们不光要描述历史上的灾害情况，而且要总结其发生、演变的规律。比如说冰冻这种奇寒，如果发生在内蒙古、新疆、西藏那不奇怪，但要发生在我国的南方地区，就是长江流域，江南地区，这个起码是50年、百年一遇。我个人认为这种特大的，大范围，大面积的，不是局部地区的，根据我做中国历代自然灾害的情况研究，这种频率和灾害的时段是相对的，五十年一遇，一百年一遇，两百年一遇。这次是我国建国以来最大的冰雪灾害。
我个人认为现在的气候显然又到了恶化期了。这种气候的恶化期最少是四五百年，上千年才变化一次。中国有四大气候恶化期，一个是公元前二十世纪大禹治水，是第一次。第二次是两汉之交---东汉、西汉之交。第三次是十五世纪，就是明清之际，十五世纪到十七世纪，这是最严重的时期。第四个时期是清末民初，就是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从十五世纪到十七世纪，然后又进一步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这个相隔间距就有三百年，当然有的就更长了。所以我个人认为，这种气候恶化的变化有三百年到五百年的时间。所以出现这种奇寒，从清初那次算到现在已经有三百年时间了。
冰雪灾害的危害大于水灾和旱灾
赫治清：以前，人们更多的是防止其他的灾害。其实冰冻灾害不亚于水灾、旱灾。水灾有突发性，忽然就上来了，但是它来的快走的也快。旱灾是渐进性的，一步一步的渐进，不是突发性的。冰冻灾害是突发性的，它导致交通瘫痪，这个就要命了，你想去救救不了。不象说哪有旱灾，那我从其他的地方运输救灾物资去救援。
冰冻导致的大面积的交通瘫痪，对人们生活上的威胁很大。长江流域冬天是有庄稼的，有种菜的，北方是没有的，这样这些作物就冻死了。相对来说，比如发洪水，洪水走了很快就能长出空心菜，但冰冻就不行，给人们的生活带来很大的威胁。
所以人们灾害意识太薄弱，我们老百姓、政府要提高灾患意识，不只是政治上的国家忧患意识，还有一个灾害上的忧患意识，而且不只是一个水灾、旱灾、地震这种灾害。南方突发这种灾难，由于没有精神准备，所以事先没有应对措施，没有一个思想准备。特别是没有心理上的准备就造成很大的恐慌。灾害的恐慌心理会对我们社会的稳定和安定造成影响。
和讯网：我们应当怎样应对这种冰冻灾害？
赫治清：我想这种奇寒是不可抗拒的。水灾我可以兴修水利工程，可以植树造林，封山育林，加强植被，不要让水土流失，增加泄洪、排洪量等水利设施等预防。防止旱灾也是一样。但这种气象灾害，属于气候本身造成，不要把人为的因素夸大。生态环境恶化是很漫长的过程，主要原因是生态环境变化，自然条件本身发生变化。我们要怎么样防止这个？关键是我们的政府和老百姓，要把这种奇寒列入我们防灾、减灾的主要灾种。因为这种灾种很罕见，所以过去根本就没列上日程。二，要跟老百姓讲清楚这个灾害的危害包括哪些，提高全面的灾害意识。另外，我们要防止这种灾害发生，就是要储备一个是粮食，一个是能源，否则调动来不及，生活就成问题。
当前的应急机制亟待改革
和讯网：此次赈灾工作暴露出哪些问题？
赵杰：可以看出，面对突发的这场雪灾，我们没有应对准备和相应的科学流程。“以前没发生过”不应该成为一个理由。反而我们要借此为契机，更好加强我们应急机制的管理。我们原来是没有机构，现在有机构，那么有了机构以后怎么用科学、信息化的水平提升改造应急体系。
现在，应急办主要设在各个省市政府里面，主要依靠电话传递信息，还没有渠道从终端也就是受灾的那些节点上采集信息，然后对信息做出及时处理。他只能汇报到司令部，司令部经过综合分析研究后，把指令发出去。这不是一种应急的体制，这是一种传统的官僚体制中金字塔式的，各层信息一层一层往上报，然后再一级一级往下批示，这不是应急机制。
真正的应急机制是，如果韶关有情况就能够有人直接来处理它，能够及时的控制和解决它，不能说等韶关的情况比较严重，韶关周边临省的情况也比较严重，成为区域性的情况以后你才来解决它，这就不是应急了。传统的作战体系就是这样，在东海、南海打仗，出现了情况，要一层一层地汇报到北京的指挥部，再从北京的指挥部发出命令。所以说，应急的机构我们有了，但这个机构本身还不具有应急性。
应急机制中的信息化能力尤为重要
和讯网：从公共管理和应对突发灾害的角度看，我们应该增加哪些手段和措施？
赵杰：现在我们已经有应急管理机制在起作用了，那么应急管理机制已经存在的条件下，我们怎样来评估我们的救灾和应急工作。现在我国的应急办除了贯彻落实有关领导的督察、部署和信息沟通外，应急办应该还要考虑管理能力的提升。因为在没有突发事件出现的时候，只是理论上的应急，现实中事情主要看信息反馈和供给措施的落实。水灾、火灾、雪灾、震灾，还有公共卫生，它中间涉及到信息传递、反馈有许多共性的东西。
所以我要讲的第一点就是要提高应急处理机制中的信息化建设。比如说我们以后要在回家过年的信息增进方面加强，及早的做一些登记记录，甚至能够对登记的人有一定的鼓励性的财政支出措施，这不仅是人性化关怀，而且会加强春节或者节假日期间人口流动和流向的管理。一旦出现应急措施的时候，政府能够知道人的位置、状况、人流的流量、中转等，也能够使政府各项政令和相应的信息及时传达到现场。而且手机现在很普遍了，这个和二十年前我们在解决“民工潮”---民工在春节期间的应急是完全不一样了。所以，现在对于流动的个人我们更容易加强信息化管理。
和讯网：现在许多政府官员在开两会，在换届。是否地方政府官员应更关注赈灾问题呢？
赵杰：我不这么认为，我倒觉得如果各地的一把手都必须回去指挥的话，这更多体现了在传统的政治体制中“一把手情结”现象，对一把手过度依赖和信任。的确，温总理也考察了京石高速路，慰问表彰那三个殉职的电路施工工人，代表了对应急管理的政治上的一种升级。但是中国的问题是两面的，一个是政治升级了，就表明这个问题有可能得到比较好的解决。但从另一方面说，这种问题不应该随便升级，这应该是一个地方政府对地方事情的比较自然的处理。如果什么事情都要中央有一个动作以后大家才能有动作，恰恰说明我们政府管理能力的一种脆弱。所以我个人觉得中国应急防灾过程中这两个因素是此消彼涨的：一个是高层的重视和关怀引起整个中国对灾害问题的升级。第二个是各地政府事实上对赈灾信息的沟通，对赈灾物资的调拨，财政资金的使用，这些方面的运作流程是不是科学。如果说我们每次都是寄托在第一次指标的提升，实际上会削弱对第二个指标提升的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