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看上去儒雅而彬彬有礼，当他来到你面前时，你很难把他和将军联系在一起，但他却曾是世界上最具摧毁力的部队——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炮兵的副司令员，他就是张翔。

进入父亲催生的部队

张翔不仅自己是将军，而且他就出生在将军的家庭，他的父亲，就是在军中威望甚高的前国防部长张爱萍老将军。有意思的是，他所在的操纵中国战略核武器的部队，正是他的父亲亲手催生的。因此在认识张翔的时候，有必要先简单地说一说张爱萍将军和中国的战略武器研制与战略部队组建的关系。

一个战略部队的形成，核武器、运载火箭、操纵核武器和运载火箭的部队三个要素缺一不可。而中国对这三者的拥有，无一不与张翔的父亲张爱萍老将军有着最直接的关系。

20世纪六七十年代实施“两弹一星（原子弹、氢弹、人造卫星）”工程，时为副总参谋长兼国防科委副主任的张爱萍始终处在一线指挥的位置，他是中国首次核试验委员会主任和现场试验总指挥。1964年10月16日15时，是他在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现场首先将爆炸成功的消息电话通报周恩来总理。

1975年，张爱萍刚刚从“文革”受冲击状态下解脱，就提出了务必要在20世纪80年代前期完成洲际导弹、潜地导弹、通信卫星三项重点任务，军内称之为“三抓”。又是在张将军的直接指挥调度下，中国的洲际导弹全程飞行、潜地导弹和通信卫星分别于1980年5月、1982年10月、1984年4月试验和发射成功。这些高科技武器装备的研制成功，标志着我国已成为一个具备全球核反击作战能力的军事强国，极大地提高了我国的国际地位。

从“两弹一星”的拥有到“三抓”结出硕果，中国的战略核导弹从中程发展到远程、从液体发展到固体、从陆地发展到水下、从固定阵地发射发展到隐蔽机动发射，成为世界上少数几个独立自主掌握洲际导弹、导弹核潜艇和发射静止轨道通信卫星即“一箭多星”技术国家之一，在国防科技和武器装备现代化建设上迈上了一个新台阶。而这其间的每一个重要决策、每一次规划、每一个部署，无不凝结着张爱萍老将军的关切、睿智和心血。

至于战略部队的组建，更是由周恩来总理直接授命于张爱萍将军的。中国第一颗原子弹是置于铁塔上起爆的，这种方式没有太大的实战价值，因此在1965年5月14日又成功地进行了原子弹首次空投爆炸试验。

1965年6月1日，张爱萍从空爆试验场刚回到北京，就在午夜12点接到周恩来的电话，他随即赶赴中南海西花厅。周恩来开门见山地对张爱萍说：“基于当前的中外时局，迅速组建中国战略导弹部队的领导机构一事，已经提上党中央、中央军委的日程。你一直负责军事行政和国防科委工作，导弹部队的工作也是你主管的，考虑个方案，尽快把这支部队的领导机构建立起来，以备急用。”

当时中苏关系恶化，整个国民经济都依照可能发生更危险情况的预想进行着布局和大调整，三线建设被提到从未有过的高度。周恩来那“以备急用”的话让张爱萍将军彻夜未眠。第二天上午，他就将军委炮兵、国防科委、总参作战部、军务部队领导召集到办公室，详尽研究了组建中国战略导弹部队领导机构的方案。6月15日，即向中央军委和当时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罗瑞卿递交了《关于组建战略导弹部队领导机关的报告》。1966年7月，中国的战略火箭部队——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炮兵部队（以下简称“二炮”）悄然诞生。

当拥有了核武器、战略导弹和战略部队之后，其控制和指挥的现代化更新与提升，便成为和核国家新一轮角力的中心。20世纪五六十年代，苏美为实施大规模核攻击和预警，开始发展各自的C立方I系统，即指挥自动化系统。通过计算机信息处理与作战指挥、军事训练仿真、武器控制等紧密结合，使武器作战性能、作战反应速度的提高发生质的变化。1972年，美军全球军事指挥控制系统(WWMCCS)投入使用，立即震撼了世界各国军界。

美军建立起这一系统后，从总统掌握敌方核攻击动态、发布核反击命令，到第一线核作战部队实施突袭的全过程，只需要3至6分钟。从现代战争的要求可以看出，若没有与快速发射相配套的、具备快速反应能力的作战指挥系统，战略核武器的威力再大仍然是落后的，难以发挥其应有效能，因此先进的自动化指挥系统被称为战斗力的倍增器。

落后就要挨打，中国在近百年吃足了落后挨打的苦头。新中国的领导人很清楚军事力量的先进与落后关乎国家的生死存亡，因此追赶国际军事电子技术高速发展的步伐，提升中国军队的指挥自动化的水平必须立即付诸行动。当时的电子工业部王诤部长受周恩来委托，于1973年召开了军事电子工作会议。周恩来会前专门指示王诤，要“二炮”的同志参加会议，并明确军事电子技术首先要用于“二炮”。

此次会议提出了要加快中国军事电子技术装备的发展，并确定将“二炮”作为全军第一个开展指挥自动化建设的试点单位。因为战略部队的特点是，武器是最高端的，必须有高端技术形成的系统来支撑；同时战略部队布局又十分分散，在这种状态下实现高度集中指挥，拥有先进的自动化指挥系统尤为重要。

“二炮”领导机关随即研究了如何落实周恩来总理指示，把先进的电子技术用于“二炮”作战指挥的问题。一个新的机构电子装备办公室应运而生，司令部简称为“电办”。一年后“电办”改为第二研究所（以下简称“二所”），“电办”的第一任主任和所长都是李甫崇。

“电办”成立后，军委再度明确“二炮”为全军指挥自动化试点单位，从军内外抽调了很多科技工作者，系统地论证、研究和试验现代化作战指挥系统及其关键装备，并拨付专款3000万元开展相关的试验工作。

就是在这一背景下，张爱萍将军的长子张翔来到“二炮”。按理说，张翔在大学所学专业正是为这支部队设置的，他的许多学长、同窗早都进入这支部队，而他从毕业到进入这支部队，却经历了8年的曲折蹭蹬，转了一个大圈子。

在不经意间与计算机结下了不解之缘

张翔出生在抗战异常艰苦的1943年。

“我和父亲第一次见面，是宁波解放之后，当时父亲正在上海组建新中国的海军。能够记得住第一次见父亲情景的人，全世界恐怕很少，因为几乎所有的人都是在襁褓中见父亲第一面的，他们不会记得见面的情景。可我有这个印象，因为见面时我已经快6岁了。”张翔带着几分诙谐说道。

1955年早已被任命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的张爱萍到京履新，主管军事行政和组织工作。时值军队正规化建制的重要阶段。

其时，张翔通过考试，进了北京四中学习。1961年他高中毕业，因成绩优秀被保送到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学的是核武器的设计制造专业。几乎在“二炮”诞生的同时，张翔在哈军工的学业也完成了。

可此时，“文革”大潮涌起，张爱萍将军受到了冲击。家被抄了，人也被投入囹圄。

在父亲受煎熬的日子里，张翔的处境也很不妙，他被诬陷为所谓“反动组织”的成员无辜囚禁了一年。

恢复自由后张翔回到哈军工，和挨整的“当权派”编排在一起劳动改造，几个月后，他随低年级的毕业生分配，由于受父亲的“严重问题”牵连，张翔被归为政治上有问题的人，分到黑龙江安达县的一个养殖场。

后来，张翔办理病退回到北京，进了一家集体所有制的电子设备厂，就是后来的北京市计算机四厂。张翔少年时就喜欢无线电，自己动手装半导体收音机的兴趣始终不渝，这恰与厂里的产品生产有联系。能把所学用于生产，贡献社会，并得到社会认可，张翔心头的抑郁消散了，很快就融入工人中。经历过如是灾厄困顿，张翔被磨洗得比同龄人沉稳成熟许多。

他们提议厂里研发生产一种小型计算机，除了能做数值运算外，还可以处理更复杂的信息，这在当时国内属最先进的产品。为此，科学院来了一批技术人员和工厂的技术员组成联合攻关组。已经是工人且又懂技术的张翔，被任命为组长，担起了领导组织协调的工作。张翔担起这副担子并没感到很吃力，这全得益于哈军工的教育。

哈军工与清华、北大不尽相同，除了重视专业教学外，对政治水平、群众工作能力、军事组织协调方面的培养特别注重。这种教育使张翔认识到自己所处的时代，从事科技研究有别于牛顿和爱因斯坦的时代，在大工业、大科技的时代，研发将是群体性的，光有专业特长还不够，还要有比较强的组织协调合作能力，否则不可能搞出像样的成果。因此他一直有意识地锻炼增加自己这方面的能力，没想到在基层小工厂给了他组织协调技术攻关的机会。

就这样，没能在国防尖端武器研制中施展专长的张翔，在不经意间与电子计算机——这个将影响一个时代的智能机器结下了不解之缘。和科学院的专家在一起，在尖端产品开发和研制中，他学到了新的知识，特别是对计算机有了深入的了解，同时锻炼了组织才干。

1974年，随着父亲的“解放”，落实政策的阳光也照到了张翔身上，他被重新分配工作，进入了部队。当时和他情况相似，一起到“二炮”的，还有原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的长子杨绍京。回首工厂四年，张翔感慨系之，工作履历中的非军人时期只有这四年，但这四年对他而言意义非比寻常，是他后续人生不可或缺的铺垫。

打破汉字瓶颈的使命历史地落到“二炮”人身上

穿上军装来到“二炮”，张翔被安置在完成周恩来嘱托，赋有在军队现代化、自动化指挥上先行一步使命的司令部电子装备办公室。

当时“电办”成立不久，人员多是从“二炮”各单位调集的，许多都是张翔的校友。但他们中正经搞电子技术的不多，加之到部队后都被放到基层锻炼，搞地下工程打坑道，许多人改行当了指导员，专业都荒疏了。只有张翔因祸得福，不仅在实践中应用着所学，还有了组织电子技术攻关的新经历，他因有这些优势被安排到总体室。

干成一项事业，第一步是要拟订理想的蓝图和可行的规划，当年呈交中央的《关于十二年内我国科学对国防需要的研究项目的初步意见》就是张爱萍将军亲拟的，原子弹、导弹技术研发试验设想规划就出自这份报告。而这份报告的重要意义和分量，直到中国拥有原子弹、氢弹之后，才为人们所认知。此时，“二炮电办”总体室的工作，就包括勾勒作为全军试点的“二炮”如何建立最具现代指挥自动化系统的蓝图与规划，拿出总体系统研发试验方案。

总体室主任傅备篪向张翔交代：“二炮指挥自动化系统建设的总体设想、总体系统试验方案的拟订，以及总体协调工作由你负责。”当时张翔只是个普通工程师，但傅备篪几句话就把如此重担压在了手下这位而立年华的唯一干将肩上。

张翔承担了方案起草和修订的主要工作，从宏观到具体，拟出一个接一个预案。他频繁地参加各种会议，不仅要了解“二炮”的实际需求，还要了解美国和苏联是怎么干的，设想我军该怎么干,能怎么干。他知道这个系统方案虽然是给“二炮”做的，但实际将为全军摸索出参照的模式。那些年，张翔带着他的团队，把全部心血投入到了这个具有伟大意义的工作之中。到了1978年，研制工作终于取得了一定进展：数据传输、计算机联通、进行远程弹道传输和显示试验……

在试验中，两大难题凸显出来：一是国产大型计算机远不能满足作战指挥要求，可靠性太差，十几个小时就要出故障，而且机器占空间很大，使用很不方便。二是指挥自动化系统的中文化即汉化问题没解决。即便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计算机，面对数量巨大、形体纷繁的汉字，也显得那样的无能为力。

为了解决第一个问题，张翔把原来“电办”初期论证的由大型机担负指挥系统的方案，在体系结构上做了改动，提出用小型机组合成分布式系统。这样大大缩小了空间，但国产小型机的软硬件性能仍不理想，张翔考虑应该从引进国外先进产品上找出路。

当时用美元购买西方产品还不敢想像，张翔通过查阅资料分析比较，发现匈牙利VT—60小型计算机，是采用法国军用计算机Mitra技术制造的，与当时西方较先进的计算机水平差距不是很大，而中国与匈牙利有外交和经济的往来，遂建议从匈引进。

1976年，在得到带有数台西文的智能终端——VDDS的VT一60计算机后，张翔他们在使用中第一次接触到当时国际上计算机技术的不少新概念。例如发现国内计算机不仅在硬件上技术落后，软件上也有很大差距，基本没有操作系统，有些计算机甚至完全靠手写的二进制代码来编程，连汇编程序都没有。而在VT—60引进后，他们开始接触到了多种计算机语言，有了操作系统、数据库、文件系统的概念。这一引进，在当时对提高“二炮”计算机技术的水平有不小的作用，张翔他们尝到了甜头。

与第一个难题相比，第二个难题才是问题的核心，才是真正不易逾越的关隘。

早在20世纪60年代，导弹飞行试验和两弹结合的发射、指挥、控制、测量计算、落地预报，以及射击效果分析等方面的信息处理就已能用计算机进行，但是信息传输、存储、显示等，就只能用阿拉伯数字代码或拉丁字母ABC来表示，这需要首先用事先约定的代码来对应每一件事物，例如发射用00，点火用01，起飞用02，偏离用03……或发射用FS，点火用DH，起飞用QF，偏离用PL……人们所能看到的全是代码，这对非专业人员就如同“天书”，需由专门人员及时翻译，还得依赖查阅代码约定本。

进入20世纪70年代，西方的计算机具备了西文处理的智能后，西方的军人不用再读“天书”了，计算机一切信息的处理结果，都可直接用西文显示和传输。但中国的计算机依然要通过人工进行汉字转换，以致现场的首长和指挥人员根本无法及时了解情况并做出相应决断，训练或试验早结束了，汉字信息还没转换出来的情况屡见不鲜。这样的计算机指挥、训练系统，丝毫体现不出来现代化自动化的优越，因而一再受到首长和指挥人员的诟病。有的人直截了当地说：“你们这玩意儿我们根本用不了。”而中国军队的指挥系统采用西文操作，则是极不现实也不可能被广大指战员所接受的。

由于还没有赋予计算机自如处理汉字信息的功能，造成了中国在以计算机最大范围的社会应用为特征的信息时代来临时，被暂且挡在了门外。由于军种特殊需求超前，使得跨越计算机处理汉字信息门槛、打破瓶颈的使命历史地落到“二炮”人，具体地说即落到了张翔这些军中技术工作者的身上。

当时已是第二研究所总体室副主任的张翔遂向有关领导提出，当前国产计算机性能与国际先进水平比还有差距，没有汉字处理能力，需要尽快到其他国家取经；同时购进部分国外计算机系统作试验装备，以争取时间。

报告送到中央军委，很快就批下来了。出国考察团很快组成，由栗前明和二所所长李甫崇带队。中国军方到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考察，并引进战略导弹部队用的高技术装备，这在当时是个十分新鲜而敏感的事。如何安排，国外由什么人接待，这些问题“二炮”乃至全军都还无先例可循。

栗前明拉上张翔去找统战部副部长熊向晖求教，熊向晖介绍他们去找荣毅仁。他俩到了荣毅仁家，荣毅仁很热情，说自己家族在海外关系较多，完全可以帮忙。后来，就是荣毅仁的妹妹荣墨珍，陪同代表团到法国、美国考察洽谈。

“活汉字库”解决了当时汉字信息处理的关键问题

代表团最先到了法国，当法国计算机专家听到要解决汉字问题时，感到束手无策，只能深表遗憾。

他们又把解决汉字信息处理的问题带到了美国。美国的华人多，微机处理汉字也搞起来了。他们的办法是在通用微机的基础上进行部分改造，使之具备汉字终端的功能，实现汉字输入、输出、编辑等工作。可以利用通用微机作为汉字处理工作的硬件平台，这是代表团在美国得到的启示。

而日本之行，给了代表团最大的启发。日本每个大的计算机厂家几乎都有专用汉字终端，并制造出专用于汉字输入、输出、编辑的处理机。通过汉字终端和主机相联，用两个ASCII码（即西文字符的标准编码）组成一个汉字代码，通过不同组合，便可表达数千个汉字。

采用这种编码方法，西文的计算机软硬件基本上都能原封不动地沿用，只需在输入时将一个汉字转化为两个ASCII码。计算机内部处理按西文规律对转化后的西文字符进行处理，处理后再把两个西文字符合成一个汉字代码，还原成相对应的汉字输出。这种处理模式就是中西文兼容方式，它使计算机的西文信息处理能力和资源得以继承和保留。日本的这种兼容方式，引起了代表团的兴趣和注意。

国后，张翔对如何解决计算机的汉字信息处理问题已经形成了清晰而坚定的思路，这就是尽可能利用世界现有的先进技术，“踩着两个计算机巨人的肩膀（美国、日本）”，走中西文兼容的路。

有了思路，接下来的就是实现这个思路。1979年下半年，张翔向所里提出，由他亲自组织总体室的一个班子，开展汉字智能终端的研制。他主要负责总体设计，同时参加由工程师陈昆荣、陈枢姚等人分别负责的软、硬件开发工作。

由于张翔对此做了长时间的思考，因此主要点子和方案多由他提出。最典型的是他提出“活汉字库”的逻辑结构，解决了当时的PC机汉字信息处理的关键问题。当时的微处理器由于CPU和显示器等逻辑器件的速度都很低，价格却很高。为了提供实用化的汉字设备，必须研制出低成本的专用汉字处理部件。他比照西文“字符发生器”扩充了一个可读可写256个汉字的“活汉字库”，另将数千汉字存放在EPROM汉字库，称“外汉字库”，使用时CPU从外汉字库读取汉字点阵，写入活汉字库，数千汉字就都能够显示出来了。

要在计算机上显示汉字，必须制作点阵汉字。几千个汉字点阵的制作，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和时间。张翔带领研究班子，研制出计算机辅助设计点阵汉字生成系统，使用张翔收集的大量汉字数据，在短时间内就赶制出几千个汉字点阵。后来15×16、24×24汉字点阵字型的国家标准，也是由第二研究所承担的。

1980年底，改制后的VDDS汉字智能终端和VT一60计算机实现了全面对接，联机后的系统显现出了令人激动的功能。在一个个数据库查询中，在一篇篇文件和报文中，大量的所需内容，都以熟悉的中文方式呈现眼前。口述一篇报文，通过电缆传送到千里之外，显示出的也是中国人熟悉的汉字……过去他们也听到和看到计算机能干这干那，但那时看到的却全是洋码子。而此刻，所有用西文办到的神奇的自动化信息处理功能，甚至包括过去没有听闻眼见的信息处理功能，竟然也都用中文实现了。

在这道门槛没有跨越前，有些人曾为中国的文字和语言无法用计算机来处理感到沮丧和悲观，甚至断定中国人的脑力劳动无法实现自动化。现在，通过中国军队科研人员的努力，障碍突然间都消失了。张翔说：“尽管我们十分清楚预定的结果，但是，当这些成果一下子出现在面前的时候，连我们自己也觉得惊奇和惊喜!”

部队搞出了我们花很多钱没搞出来的东西

在随后进行的联机系统汇报演示，更在军内外引起了震动。更多的人看到了，计算机作为指挥系统的关键设备、核心设备，不仅仅外军可以用于作战指挥，在我军的指挥系统同样也可以发挥有效的作用。推而广之，在社会其他领域和国民经济各部门实现计算机中文信息处理也是完全可行的。因此，“二炮”联机系统试验成功是个飞跃性的进展，中国计算机的应用进入面向全社会广泛应用的瓶颈被突破了。

张翔他们改制后的VDDS汉字智能终端，应该说是中国最早的汉字智能终端；二所的计算机汉字联机处理系统，应该是中国最早的、也是彼时功能最齐全的汉字信息处理系统，因此，他们的实验获得了全军科技进步一等奖。

其实，有关张翔在这项工程中的卓越工作，笔者是通过其他参与人员的追溯才了解到的，在张翔讲述的时候，他始终在强调二所集体的协作和智慧。他首先提到老所长李甫崇，“我的领导中，在科研方面意识如此超前如此有魄力的，我再没见到第二个。”工程中要制作一套4000汉字的点阵字库，需要2716型EPROM芯片50多片，这种芯片必须进口，50多片折成人民币要5万余元。这在1980年简直是天文数字，张翔找李甫崇商量购买时担心会有些阻力。谁知李甫崇听了张翔的陈述，很干脆地说：“实验起码需要两套字库，给你11万。”

张翔还对笔者讲到二所三室主任石云程，他根据中西文兼容的思路，编制出了中文的汉字交换码方案，这个方案可以说是现在国家汉字交换码标准的前身，这一成果被工程直接采用。除了负责软、硬件开发的陈昆荣、陈枢姚外，张翔还说出徐小岩、张进军、慈林林等一串研制人员的名字。此外，他还提到总参通信部的参谋马云香，计算机总局的副总工廖幼鸣。

张翔他们在研制自动化指挥系统时，使用的汉字智能终端和小型机都是进口的。然而当研制成功，系统运用于指挥机构和部队时，显然不能靠购买外国产品解决批量装备的需要，必须自己进行批量生产。张翔随即考虑应在现有的VDDS基础上，发展一个适合批量生产的、可以普及和广泛使用的汉字智能终端。

他的这一想法得到计算机总局副总工程师廖幼鸣的支持。经过考察和反复比较，张翔决定以PC—8000机作为VDDS后续的发展型。正巧廖幼鸣手里有一台PC—8001，是比尔·盖茨送的，彼时的比尔还不像今天这样大名鼎鼎，他想跟中国搞软件合作，机器是作为礼物送给计算机总局的。廖幼鸣将这台机器转给张翔，一起用于研发ZD—2000汉字智能终端。

ZD—2000的研发从思路到方法，大都沿用了VDDS开发时的成功做法，如汉字活字库、中西文兼容的汉字编码、汉字输入输出处理和程序等。到1981年9月，ZD—2000汉字智能终端样机搞了出来，随即参加了全国电子工业展览。当时日本NEC公司驻京代表看到ZD—2000非常惊讶，因为日本的PC一8001还没有处理汉字能力，由此可见张翔他们在个人计算机汉字处理技术的设计水平和开发思路上是超前的。

ZD—2000研制成功更重要的意义在于它是出于国家安全的军事需求，基于军队和国家在“二炮”和国防建设上的一项军事高科技成果。但在它有效地用于军事的同时，又反过来促进了国家民用技术和产业的进步，进一步完善了军用技术自身。ZD—2000开发、生产和推广应用的过程，是国防高科技带动民用技术进步，民用技术的进步和发展又反过来促进国防高科技的完善和提高这样一个良性循环的成功实例。

1982年9月，电子工业部在北京正式召开ZD—2000汉字微机的鉴定会。计算机总局李瑞局长在会上讲话，充分肯定了ZD—2000的成功研制。计算机总局的老局长郭平欣在会上说：我们电子工业部花了1000万搞“748工程”(主要是汉字照排系统)，最后没有获得满意成果，没想到在部队找到了我们想要的东西。

1982年到1983年初，全国各种型号的PC如雨后春笋般地发展起来了，但在真正工业化、形成批量生产的型号中，数量最大的就是ZD—2000。ZD—2000可以说是中国第一个作为正式产品问世的汉字微型计算机。随后，计算机总局又将ZD—2000的汉字信息处理技术推广到“长城0520”等微机上，直到今日，我们各行各业计算机中使用的汉字信息处理技术仍然来自于此。军用汉字微机是为实现军事目的启动的，但它明显地推动了国家信息化的进步，这也是国防建设和国民经济建设良性互动的一个典型例子。以后，ZD—2000获得了电子工业部科研成果一等奖，全国科技进步二等奖。

正是在中文信息处理实用化技术过关后，军事指挥系统才迈开真正追赶世界先进国家的步伐。在随后的日子里，张翔他们完成了“825”“8212”等使用新研制的自动化装备进行现场实际演练的任务。

1982年5月，在军委扩大会议召开期间，以杨尚昆为首的军委领导和总部机关首长及出席会议的老将军们，来现场观看“二炮作战指挥自动化模拟演示系统”。只见演示大厅一片静穆，只有总调度员确认各号位的命令声，大家静静地看到大屏幕上按作战进程一幕幕闪烁的汉字文件清晰地标示着战情通报、作战命令的下达，形象逼真地演示着作战部队的开进、武器发射、导弹运行和部队转移等过程。当演练结束，打击效果评估和战况报告也随之完成。

在大屏幕按演练一帧帧闪现画面的同时，汉字报告的一张张拷贝也随之传到各军委首长手中。一切指挥信息和作战文电的拟制、发送和处理，都由汉字计算机担负和实现。这种高速度的指挥过程，少了往日电话的噪声，以及参谋人员记录战况并围绕地图忙乱拥挤的情况。

当演练结束，打击效果评估和战况报告随即完成并送到各位首长手中。他们十分兴奋。当即指示“二炮”的成果应推广，要帮助总部机关把业务自动化的工作搞起来。1983年，军委正式批准委托“二炮”承担总部办公自动化一期工程。

正是由于“二炮”在国防信息化建设上取得了一系列优异的成果，当国防科工委为贯彻军委军队计算机四个统一，加强武器装备标准化、系列化、规格化、通用化指示，促进计算机军事应用向更高层次发展，启动“834工程”联合研制统一的军用汉字终端装备时，指定由“二炮”为总师单位。参与这项工程的有“二炮”二所、总参通信部、电子工业部、734厂等单位，时为“二炮”技装部总工程师的张翔，被任命为工程总设计师。

经过在国内外的考察和反复研究论证，张翔他们很快拿出了工程的总体技术方案：在保护“二炮”和军内用量较大的ZD—2000等现有微机软硬件资源的基础上，按照与国际优选系列兼容的路子，采用可以拿到的国内外最新技术，发展一个在纵向和横向均可向上、向外扩展的军用汉字微机系列，即后来的JH系列微机，以满足和覆盖全军大多数用户对汉字信息处理的需求。

到1986年春天，经过“834工程”的承担者们的共同努力，整个JH系列6档9种机型的研制和生产任务全部完成，并实现和部分超过了总参与科工委下达的原定战术技术指标，向军内外共推出各档JH系列机近4000套。

同时，根据当时主持军委工作的杨尚昆“成果出来了一定要使用，作战指挥、军事作战模拟、办公自动化都要用”的指示，与研发并行的，是一系列管理、演练、实战应用系统的开发和装备到总部和一线部队。

因此，“834工程”涵盖了总参、总政办公厅下属各秘书处、信访处、档案处电子数据处理系统的配备，总参装备部全军装备管理信息化系统(装备实力统计)、总参军务部全军编制管理信息化系统(军事实力统计)和总政干部部全军干部信息管理系统(干部实力统计)，简称三大实力统计的计算机管理系统的配备，“二炮”作战指挥系统、集团军战役训练模拟系统、“二炮”武器监控和阵地管理自动化系统的研发和配备。

这其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集团军战役训练模拟系统，因为实战演练耗资巨大，20世纪70年代，华北地区合成演习耗资几亿元，主要用于民用耕地的赔偿，武器弹药、车辆运输、物资消耗和生活消耗。战役演练主要是培养军、师、团三级指挥官和参谋人员的作战谋略，以及敌我双方对抗意识和对抗方法。不像战术演练，以战术动作、作战人员的作战素质训练为目的。因此，利用计算机系统设计军事训练仿真系统已成各国在军事领域广泛采用的先进手段。张翔担任了这一系统开发的总设计师，领导整个设计班子。在研发中，张翔根据国内现有能力，独具匠心地采用了屏幕拼接、类自然语言对话等先进技术。他们研制出的训练模拟系统，在当时国内军内处于领先地位，因而获得全军科技成果一等奖。

很多人奇怪，为什么张翔亲自参与、领导研发的获奖项目却见不到他的名字？曾任张翔秘书的陈卫东主任说，张副司令每次报奖之前都会“命令”我们不要写他的名字。但是，每当出现差错的时候，张翔却会毫不犹豫地站在前面说：“这个责任算我的，我负领导责任。”

张翔说这样做有受父亲影响的成分：“当年中近程导弹试验，第一次打失败了，第二次打又失败了，科技人员不敢动了，失败责任很重啊。这时老爷子引用了小平同志那句话‘只要你们尽心尽力了，取得成绩是你们的，功劳记在你们的功劳簿上。出了问题，我来承担。’爸爸的这些话给我印象非常深。如果有功劳都是领导的，有责任都往下面推，以后谁还愿卖力气工作？”

消灭战争才是真正军人的心声

站在21世纪，计算机高端技术在国防建设和军事抗衡中的作用，更是一目了然。因此当我们回首信息化时代初临之际，那些为突破汉字信息处理瓶颈而竭精尽智、使中国终未被时代前进步伐甩下的人们，更让人生出由衷敬意。

后来，张翔出任“二炮”的副参谋长，副司令员，一直主管“二炮”的信息化建设、装备、工程等工作。如今，他已经从“二炮”的领导岗位退了下来，但他依然很忙碌，他还是军委信息化建设专家委员会成员，科技强军的课题依然像昔日一样萦绕于心，他的许多思考议论，让你感觉精妙而勾起思绪。

如今谁都不否认科学技术与强国强军的关系，但很多人依然认为搞科研出身的人只能处于辅助地位。他觉得这种观念应该转变，现在常说科学技术是生产力，在军队科学技术就是战斗力，因此科技人员出身的干部也应该可以在军队领导高层担当主角。张翔在不同的领导岗位上，都力主把既懂技术又擅 到他长期工作的“二炮”，他更是兴致盎然。他的话使笔者注意到这样一个客观现实，核武器有着可怕的杀伤力，但就是在它问世之后，人类却消除了大的战争。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说得很简洁透彻，“原子弹的出现，赢得了世界50年的和平。”到如今已经60年没有大的战争了。

毛泽东说“战争是政治的继续”，政治又是经济的集中表现，因此战争总是为了达到某种利益目的的，核武器的出现，使战争的形态出现巨大变化，战争打起来的结果可能会是两败俱伤，谁都不能从中得利，这种大规模的战争肯定要被抑制住。因此新中国第一代领导人下决心搞“两弹一星”，父辈们为此倾其热忱心智，反映了那一代人的眼光和睿智，中国的长治久安正相系于此。

战争这个怪物是人类制造出来的，但是人类终将有一天会把它消灭掉，这也是毛泽东的论述，从哲学角度对战争作了结论。张翔信手拈出这些精辟之言，并非因为皆出自伟人之口，而是身为军人的他对此亦有见解心得。

张翔对我们说，他崇敬他的父辈们，他们不仅用自己的血肉，以战争赢得了国家的独立和民族的解放。而且，他们还用自己的忠诚和智慧成就了“两弹一星”的伟业，打造出共和国的核盾牌。从此，有效地制止了任何敌人对我国的大规模战争威胁，为后人开创出千秋万代的和平。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他们是用打赢“战争这个怪物”的同一双手，继续推进着军事高科技的跨越式进步，从而，又亲手“消灭”了“战争这个怪物”。所以，他们是一代十分了不起的军人，历史是不会忘记他们的！而我们这一代军人，能够随着他们的脚步，继续他们的事业，为国家的安全和发展尽己之所能，亦深感欣慰和自豪。

和张翔的交谈，使我们对军人有了更进一步的理解，听见枪声、看见流血眼睛就发亮，绝不是军人本色，消灭战争，这才是真正军人的心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