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７２年９月１６日，时任总理的李光耀为建立在新加坡河口的鱼尾狮雕像主持揭幕仪式。他当时说，相信鱼尾狮能成为新加坡的象征，就如艾菲尔塔是巴黎的象征一样。从此，狮身鱼尾的鱼尾狮真的成了新加坡的象征，并且蕴涵着一种新加坡式的政治哲学，表现了新加坡政府的管理之道。

　　东方文明与西方文明相结合

　　１、就政治管理而言，新加坡的管理之道表现为民本加民主，用新加坡第二任总理吴作栋的话来说，这叫“托管式民主”，即“政府像人民的信托人，一旦在选举中受委托以负责看管人民的长期福利时，它就以独立的判断力来决定人民的长远利益，并以此作为它的政治行动的根据。实际上，新加坡政府的政策从来就不是由民意调查或人民投票来决定的，因此，在执行正确的长期政策时，有时难免会收到‘良药苦口’的反应。但是，正因为新加坡采取了这种‘托管式民主’模式，它才能成功地推行一些虽不讨好但有利于经济长远发展的政策。”这里，“托管”之“托”，意味着政府必须受到人民委托。“托管”之“管”，意味着代表人民管理，即经由人民选举产生的政府，必须做人民的领导。李光耀说，所谓领导，就是要走在民众前面，带领民众前进。它体现的是为民做主的东方民本精神。

　　２、就经济管理而言，新加坡政府的管理之道表现为孔子加斯密，既实行自由市场经济，又倡导克勤克俭、互帮互助的儒家工作伦理，同时，政府在儒家富民养民思想的影响下对经济生活进行积极的调控管理，既积极放任又积极干预，表现为一种有计划的自由市场经济。政府与企业的关系，也是一种积极的合作关系，而非西方的那种消极的听之任之的关系。这种模式既引进了起源于斯密的那种古典自由主义经济理论和制度，又根据儒家观念加以改造，即它并不强调一味地放任，而是在尊重自由市场经济的同时，积极发挥政府的作用，同时政府鼓励民间企业发展，又予以积极的辅导和协助，以便使这种自由市场经济更加理性，更加缺少盲目性，从而走出西方那种“干预与反干预”的两分法，走向“既干预又不干预”的三分法。如果说，西方文化将政府假定为“必要的恶”，从而强调“最好的政府，最少的干预”，视政府角色为“守夜警察”，那么，东方文明则将政府假定为“必要的善”，从而强调“最好的政府，最多的关爱”，视政府角色为“操心父母”。新加坡的经济管理之道，就是力图将西方文化与东方文明相结合。

　　３、就文化管理而言，新加坡政府的管理之道表现为责任加自由。新加坡“负责任的新闻自由”的媒体管理模式，就是责任加自由的典型体现。一方面，负责任的自由是以自由为着眼点，肯定了自由的价值取向。另一方面，负责任的自由又以负责任为立足点，并具体包括对事实负责任和对社会负责任。所谓对事实负责任，就是要客观、事实地报道事件真相。所谓对社会负责任，就是强调新闻、言论自由必须注重新闻、言论的客观效果，不能因为一味强调新闻、言论自由而妨碍乃至破坏社会的稳定和发展。当然，面对全球化、信息化浪潮的冲击，新加坡政府的媒体管理模式也在“负责任的新闻自由”的大框架中有所变化，其原则是审慎开放，柔性管理。

　　言出必行的强悍手段与适时而变的务实作风

　　１、就手段强悍而言，新加坡政府是强政府，新加坡领导人也被称作强人。李光耀将新加坡政府的治国原则之一概括为“要受人尊重，不要讨人喜欢：拒绝避重就轻”，即为了人民的长远利益，即使有一些政策在短期间不受欢迎，政府也应毫不犹豫地付诸实施。受欢迎的治国方法，并不意味着政府的每一个行动，都必须受人民的欢迎，而是意味所有符合公共利益的政策，必须及时加以拟定，以便它们所带来的好处，能够在下一届大选来临前获得人民的赏识。

　　着眼于民众的长远利益，新加坡政府敢于挥动“大棒子”，以严厉的风格处理了许多棘手问题。比如，新加坡是个多种族国家，各种族人民喜欢按族聚居。听任这种做法，将会造成种族隔膜，破坏种族和谐。为此，新加坡政府规定了聚居在同一个建屋发展局组屋区的华人、马来人或印度人的最高百分比，并限制进入同一个学校的马来学生的百分比。又如，新加坡中央公积金制度规定，凡是加入公积金局的会员，雇员和雇主都必须按雇员工资的一定比例缴交公积金，按月存入雇员名下。雇主按雇员工资比例所缴交的公积金，是雇员的。实际上相当于在发给雇员工资之外再按比例多给雇员，以公积金的形式存入雇员名下，雇主不再是这些钱的主人。公积金缴交率最高的是１９８４年，雇员和雇主的缴交率各为２５％。１９８５年，新加坡出现经济衰退。为帮助雇主恢复经济实力，新加坡政府调整了公积金缴交率。从１９８６年４月起，雇主的公积金缴交率由２５％调整为１０％，雇员仍交２５％，同时实行工资节制政策。李光耀指出，这一决定是正确的，没有避重就轻，让新元向下浮动。如果新元贬值就可以不必征求工人和工会同意减薪，而受到减低工资的效果。但这么一来，问题就会跟着产生，因为工人会发觉到，他们的消费力减弱了，而他们的公积金存款也贬值了。新加坡政府足足花了六个月时间去劝说工人和工会接受减薪，以恢复新加坡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这种对症下药的做法，终于使新加坡的经济完全复苏，而且取得高度增长。

　　２、就作风务实而言，新加坡的管理之道表现为实用理性。一方面，新加坡政府注重实用，从“不相信任何理论、光靠听来不错、写在纸上符合逻辑、言之成理，就一定能付诸实现。一切得看现实人生里发生什么些事，在社会上工作的人怎么过日子。”另一方面，新加坡政府强调理性。李光耀说：“所谓用理性的态度来解决问题的文化习惯，是说你必须要虚心，不要让某种思想、宗教或社会文化偏见排除对问题的任何解释，或解决办法。当以前曾被接受为真理的东西，和真实情况或现实互相抵触时，你必须准备重新检讨过去所作的假定。”

　　领导新加坡政府的人民行动党的建党宗旨是以实现民主社会主义为目标。但是，当这种民主社会主义与现实生活中的常情常理不相符合时，他们就毫不犹豫地加以修正。李光耀在英国求学期间，英国首相艾德礼正在英国推行社会主义的福利国制度。这种制度影响了许多像李光耀这样的学生，使他们认为那是多么有人情味，多么理性、合理。根据这种制度，每个人都应当得到免费的医药照顾、免费的眼镜、免费的牙科照料，以及从生到死的福利金。但是，当李光耀回到新加坡并且在１９５９年执掌政府时，他发现新加坡人并不是理想化的社会主义者。例如，医生开给病人服用一星期的政府给予免费的抗生素——这在当时并不便宜。可是，只吃了两天，病人觉得还没有复原，就毫不痛心地把剩余的抗生素丢掉了。但是，当病人自己花钱到私人医院开药，就不会浪费扔掉。面对这种情况，李光耀觉得，新加坡没有什么高尚的社会主义者。因此，他让病人付钱，先是五角，然后一块钱。李光耀说：“我是一个绝不反悔的社会主义者。但是在我自己的国家内，我必须承认，因为要把公共义务的崇高价值和服务的意义灌输给社会，需要很长的时间，只有对工人高度的成就给予高度刺激才能得到最好的效果……”他认为：“这并没有改变我们对人不应该剥削人这个基本原则的信仰。我们认为拥有财产就应该剥削别人是不道德的。但是，为了取得经济的增长，我们已经不得不把我们的政策建立于这样原则上：‘各尽其经济所能，各取其经济所值’。最后的理想‘各尽所能，各取所需’，只有当我们扫除了愚昧、文盲、贫穷和经济落后，才是恰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