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大代表在认真聆听政府工作报告。

    记者柳建云、任珊珊、刘旦、陈翔、舒涓、刘彦广、李婧、方利平、谢绮珊、赵琳琳 文

    专家解读

    关于服务型政府

    国家信息化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国家行政学院公共管理教研部教授汪玉凯在接受本报专访时表示，当前建设服务型政府是占据主导地位，要求政府突出职能改变，优化机构效能，权责一致，合理协调。

    原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组副组长、中国政法大学宪政研究所所长、北大法学院人大与议会研究中心主任蔡定剑教授则认为，真正实现服务型政府，应该实现公民有组织的监督，发展各种NGO组织，提供给他们合法的监督渠道，使公民能够通过司法、诉讼途径解决问题。

    他表示，从历史上看，过去计划经济体制，政府部门直接管理经济，兼具从事经营的职能，到如今进入市场经济时代，不参与直接管理经济。从这种意义上，政府机构改革正是朝着从直接管理市场，干预市场，转为服务市场的思路上转变。

    关于大部门体制

    汪玉凯表示，这次明确提出了大部门体制，充分显示行政体制改革的决心。但他认为，改革不会一步到位，更可能是循序渐进，因为包括建立设想中的工业信息部，都可能会受到部门利益的影响，“遏制部门利益是改革的难点和阻力。”

    蔡定剑说，关于大部委存在多种版本，未来成立十来个大部门，改变过去直接管理参与市场的局面，最终政府职能转变为宏观调控和市场监督，保证社会秩序。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

    蔡定剑分析说，改革方向是毫无疑问的，关键是能否根据这个方向，以前改革往往由于部门利益问题，最终效果很差，现在如何破解这个利益群体是关键。不管改革方案怎么好，关键是改革方法，关键要听取广大人民群众意见，问题没有得到充分暴露，改革就很难彻底。机构改革的成功与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权力机关是否有效涉及，人民群众是否深度参与。

    关于行政监督制度

    汪玉凯认为，原有的部委制，由于权责不清，存在相互关联，互相制衡的作用，一旦实行大部委后，各个部门权力会更大，如何有效监督就会成为一个新课题。大部委改革从来就不是简单的部门合并，而是在按照决策—执行—监督的基础上，相互协调，逐渐理顺才能达到最终目的。

    蔡定剑认为，中国传统的监督存在比较大的问题，每当出现问题，就想到加强监督，我国的监督实际上并不少，人大、司法等多个领域监督，但问题仍存在。因为自上而下的监督，要求中央国家机关做“千手观音”。

    蔡定剑表示：“中国应该摆脱过去的监督思路，真正要使社会监督有效，就是人民群众监督政府机关的机制。”蔡定剑认为，其中最重要环节就是透明和公开，比如只有公示财政预算，政府腐败权钱交换就自然得到有效遏制，如果把预算都公开，效果会怎么样，就变成千千万万人民群众的监督。

    关于加强廉政建设

    蔡定剑认为，总结经验教训，廉政要靠制度，即用人的制度和用钱的制度。

    在用人制度上，应减少对官员的任命；在用钱制度上，公开财务账本，就像篮子里的鸡蛋，这是反腐败突破的要害所在。也就是说，阳光下的透明财政，比规范财政操守更具有腐败免疫力。

    本地连线

    大部门体制改革

    马上就要动真格

    本报讯 （记者黄蓉芳）对于国家将进行的政府机构改革，探索实行职能有机统一的大部门体制，广州市委党校政治学教研部主任、副教授陈伟认为：“其实长期以来，政府一直在强调转变职能。这一次动了真格。这种部署，应该是一种试验，具体效果还需要时间来检验。”

    陈伟表示，合并一些部委，创建“大部”，从一定意义上，可以减少行政层次和机构重叠，减少部门间的扯皮现象和行政审批的环节，从而提高政府公共服务的效率和质量。

    所谓“大部委制”或“大部制”，就是为推进政府事务综合管理与协调，按政府综合管理职能合并政府部门，组成超级大部的政府组织体制。在大部委体制下，政府部门的管理范围较广，职能综合性强。在发达国家，政府机构设置普遍采取大部委体制的模式，中央政府机构普遍在20个以内。在我国，有过成立大部委的尝试。2003年设立的商务部，就是统一管理内外贸的“大部门”。实施大部委体制的目的，主要是要解决政府机构设置过多过细、机构重叠、职能交叉、协调困难等问题。

    新闻背景

    百姓心声

    “大部制”改革避免“三不管”

    本报讯 （记者刘显仁） 天河区一街道办事处工作人员黄先生认为，实行大部制还是有利于政府职能的明确，避免一些“三不管”职能交替地带，而且可能提高政府效能，避免不同部门之间的扯皮。

    黄先生也提到了两大担忧：一、目前本来就有“清水衙门”及“实权部门”之别，大部制会不会继续强化不同部门之间的“权力差距”，“到时那些实权部门的监管就更需要加强了”；第二大担忧是，目前不同部门间工作量差距极大，“有些单位要天天加班，但也有个别单位实际上还是一杯茶一张报过日子”，他希望实行大部制能在机关内更科学地统筹人力资源，避免忙闲不均。

    编辑点评

    大部制

    要“量变” 更要“质变”

    “大部制”已经由十七大报告中的原则性构想，向实操迈出关键性的一步，其政治意义非同一般。理论上说，“大部制”的构想和实操，将整合相关、相近职能部门职权，不仅降低行政开支，更能减少协调成本，提高行政效率。

    但鉴于此前数次政府机构改革“精简—膨胀—再精简—再膨胀”的惯性反弹，对“大部制”我们还须做好“打硬仗”的思想准备。

    其一，部委合并是一种权力和利益的重组，如何“说服”既得利益者“放弃”现有势力范围，将是一个复杂的博弈过程。我们不能指望所有部门都心怀“大局意识”，主动交出固有利益；同时，如何防止新组建的大部门产生新的部门利益冲动，变以前各“小部门”的“分利益”，为更强势的“大部门”的“合利益”？这是一个短期内就必须面对的现实问题。

    其二，新的大部并非原先各小部的“紧缩版”，而是“删减版”，即原本重合、抵牾的地带须缩减、删除；合并之后，不能行政成本1+1大于2，行政效率却1+1小于2。部委整合，不只是量变，更应是质变；不只是简单的物理变化，更要是化学变化。大部制不仅要做减法，更要做乘法。

    欲达上述目的，除了决策层的科学设计、精心部署、审慎推进，相关部门的“自觉配合”，来自行政体制之外（人大、公众和媒体）的监督更是万万不可或缺。 （徐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