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肖余恨

    6月24日，北大法学院王锡锌、沈岿、陈端洪3位教授，收到了北京市发改委和市交通委对《公开首都机场高速路收费信息的申请》的答复。答复中，只明确表述了机场高速的投资总额及4年来的通行费收入，未对教授们提出的“贷款总额和收费资金去向”这一核心问题给予直接答复。此外，首发公司至今未给予任何回复。对此，教授们表示将和有关部门进一步协商，不排除采取相关法律手段。（6月25日《京华时报》）

　　仔细看了北京市发改委和北京市交通委对“申请”的答复，可谓是典型的“太极公文”：想知道的“不公开”，已经知道的公开，如此避重就轻典型的“选择性公开”的手法，堪称“范本”。只是，这样看似高明的“回复”，三位教授不满意，广大公众不满意，不知道进一步追问下去之后，挤出的是牙膏，还是脓血。

　　此前“打虎律师”郝劲松不满国家林业局和陕西省林业厅要求其信息公开的回复，于6月23日正式起诉两家单位。就回函来说，也是选择性公开信息。由此观之，信息的选择性公开，不仅是一种“选择”，更可能是一种趋势，这是对“信息公开条例”能否落实形成了非常现实的挑战。

　　为什么会“选择性公开”，究其原因倒也并不奇怪：信息公开本来就是强制性的，因此，出于保护自己的本能，自然会“选择”对己有利的信息来公开，而掩盖对己不利的“信息”。心底无私天地宽，如果真是“两袖清风”、利国利民，当会襟怀坦荡，不惮于公开任何信息。但是，对习惯于汲汲于部门利益的某些当权者而言，一些信息的公开，会引起进一步的追问，势必会牵动更多，甚至会“拔起萝卜带起泥”，这正是信息“选择性公开”的根本动因。于是乎，选择一些信息来应付公众，同时“掩护”更核心的不想、不愿甚至也不敢的“信息”，这就成为一些部门的必然“选择”了。因此，“选择性公开”也许不是出于傲慢，而是出于恐惧！

　　《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经过长时间的酝酿，是经过充分论证和考量的，对国家和政府来说，肯定是利大于弊，同时也考虑了政府部门的承受力。公众合法的知情权必须予以满足，这是条例的主要诉求点，这也是包括三位教授以及郝劲松在内的所有公民“苦苦追问”的出发点。越是不愿示人的信息，越要追问，只有这样，才能真正让知情权得到满足，才能真正形成强有力的监督，否则，结果只能是让选择性公开的信息，架空了“信息公开条例”，也变相剥夺了公民的知情权。

　　“公开是原则，不公开是例外”，这还不行，还必须“全面公开是原则，选择性公开是例外”，因此，对“选择性公开的信息”必须较真，看看不愿公开的背后，真的是国家秘密，还是“个人和部门”的小九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