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张亦嵘 杜萌

　开栏语 　 我国目前正经历着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人口流动和迁移，大多数农民从农业领域转移出来，在城乡流动就业，这种情况将伴随我国现代化的全过程。流动人口推动了经济社会的发展，创造了大量的财富，已经成为一支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同时，由于农民工是流动人口的主体，举家迁移、滞留城市的现象比较突出，加剧了城市人口与资源环境的紧张状况，增加了社会服务和社会管理的压力。
　　流动人口既是违法犯罪的高发群体，也是违法犯罪行为侵害的重点对象。妥善解决好流动人口问题，日益成为摆在全社会面前的突出问题。党的十七大提出"加强流动人口服务和管理"，中央综治委即将出台进一步加强流动人口管理和服务工作的意见。
　　从今天起，本报推出"中国流动人口调查"报道，从流动人口生存的现状、面临的难点以及各地各有关部门如何破解难题，着力完善社会管理、扩大公共服务、保障流动人口合法权益等方面进行的有益探索展开报道。
　　流动人口，通常指为就业、生活，离开其户籍地或法律意义的住所地的人口。中国的封闭在开放的瞬间被打破，离开土地的农民或蹒跚独行，或仨俩结伴，或成群结队，或扶老携幼从穷乡僻壤走出来，涌向都市，涌向沿海，涌向每一个他们认为能给他们带来机会和希望的地方：开机器、盖大楼、挣大钱，换个活法！
　　这是一幅极为壮阔的迁徙画卷。这画卷中，跳动着无数个传奇和故事，平淡的、惨烈的、屈辱的和奋进的，这些传奇和故事改变着流动者的命运，劳作为活着，也为活得更好，青春在劳作中流淌，当劳动不再仅是谋生的手段，流动的劳动者完成了城市化进程中无人可替代的历史作用。
　　我不知道 "三险"跟我有什么关系
　　在北京东直门莱福斯广场的工地上，吕伯成放下手里的扫帚，抬头望望22层高的大楼，这座平地而起的大楼是他和200名建筑工人在长达一年的时间里亲手建起来的。眼下快竣工了，过不了多久他们会去新工地建新的大楼。
　　吕伯成今年52岁了，家在江西省九江市德安县乡下，老家有妻子儿女，出来前以种稻谷棉花为生。他说，4年前离家打工，出来前就盘算过，一要钱能拿上，二要身体受得了，转眼4年过去，一切还好。他先在南方，来北京也就一年。
　　他说，北京好，雨水少，做工的日子多，这儿都是包工，啥时干完啥时下工，有人技术好，下午三四点钟就回工棚了。在北京，公司每月发给每人100元零花钱，遇有特殊情况需要借钱，可以申请，额度不能超过全年兑现工钱的总数。去年他揣了1万元带回家。
　　在南方打工时，雨水多，尤其上半年常下雨，雨大得出不了工时，就歇了，但老板不发钱。老吕到过的建筑队都是一年一结账，不拖欠。不论南方北方工地，他的工钱每年平均下来也就是每月千元。北京这家建筑公司是江苏的，住简易楼式的工棚，冬天有暖气，工地有食堂，用饭票吃饭，年终发工钱时要扣除饭费，他每月需用350元至400元饭费。老吕被指定做卫生，负责打扫工地、食堂、厕所，每天工作9小时，他不愿干这活计，因为干这活儿挣钱少，可"领导"就让他干这个，只好服从。在别的工地，他做过杂工。问什么是杂工，他说，就是机械化达不到的地方，工人要挖填土方、运送建筑材料。
　　记者问，这把年纪才出来做工，为啥不早些出来呢？
　　老吕说，为给儿子成家，26岁的儿子娶了媳妇，他成就了家里的这件大事，才出来挣钱，老伴儿和儿子在家里种田。他挣钱可不是为了要出生的孙子或孙女，是为自己和老伴儿养老。他说，挣的钱不给儿子，他们日子才有机会。
　　做工万一出了工伤咋办？他说，这4年里，他工作过的地方还没有遇到过这样的事儿。莱福斯广场工地对面有家建筑公司发生了一起工人意外工伤的事，他听人说，那家建筑公司的老板出钱，按照伤残等级补助摆平了。到底发生工伤后有哪些补助事项和补偿的具体数额？老吕说自己不知道上面是怎么规定的。
　　问老吕是否知道对农民工的社会保障，比如，工伤保险、医疗保险、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办了没有？他说家乡宣传过这事，但他没记住，也没关心，他不知道这些保险跟他往后的日子有什么关系。
　　不给工钱 我决不饶过黑心老板
　　记者是在去浙江省平湖市的路上见到赵仕艳的。那时，他正在中埭路段一家工地上做工。一身破衣服，一脸沧桑，手很大，握着钢筋要切断。
　　他说自己是四川绵阳人，家在一个小小的镇子上，分责任田那年，他就种田，麦子、水稻、玉米、花生什么都种过，只是家里的地太少，就二亩不够种，才出来打工。问他什么时候离开家的？他说有十来年了。青海、新疆、广东都去过，青海、新疆风沙大，不好活，就去了广东，可广东社会有点复杂，消费水平又高，剩不下钱，他才来了浙江。问他干过多少个工程？他说记不清了，一个工程干三四个月，干了十来年，谁还记得干了多少个工程？总是这个工程完了再找一个，有时没干完老板不厚道，自己也会走的。
　　来到平湖七八年了，这儿的人好，气候也好，就留下了，把老婆孩子一起从绵阳接来了，老婆在艺浦镇上的一个日资厂里打工，一个月能挣个一千四五百元，孩子已经上到小学六年级，调皮得很，每天总要五十几元零花钱，鬼知道他怎么花！家里三口人，每月的开销怎么也要一千五，租房还要两百多，加上三百烟酒钱，正好是他的工钱。
　　中午都是自己带上米和菜在工地上做着吃，老板不管饭，工钱一天80元，月月清，工地上的活，干一天有一天，下雨歇工，没钱。一天要干十来个小时，反正他有力气，比当地人能挣。他在这没入社保，养老保险在家里入的，他把钱寄回家，爹妈给他交。六年前，家里就盖了新房，是个二层小楼，底层是铺面房，顶层是三室一厅，当年气派得很，现在一般般了。盖房的钱就是打工挣下的，不多也就四五万元。
　　问他有没有被拖欠过薪水？他说从没有过，要是谁不给他工钱，他决不能饶过黑心的老板！说这话时，夕阳撒在他的脸上，一脸的豪气。
　　问他过年回家不？他说不回。等儿子念完了初中，全家回！现在家乡也发展了，不少浙江人在那儿做生意，儿子回家读高中，那个时候再想想自己做点什么？现在想也没用，不是么？他问记者。
　　只要自尊 别人就轻贱不了我们
　　周婷亚离开长江边上的那个叫丰都的小城时，只有16岁。念了初中，她说什么也念不下去了，因为他爸爸为给她添个小弟弟，辞掉了工作，家里那一亩山地无论如何也难养爷娘老子和他们姐弟四人。
　　为挣钱，为帮爹妈，她和一个同乡搭上东下的江轮一路漂到南京的，当天又乘火车来到了无锡城里这家很有点规模的餐馆。没有歇息，当天就做了服务员，一天5元，管吃住，一个月下来一天不歇也就150元。那年是1993年。
　　活儿熬人，除了做卫生刷碗筷，就是端盘子，端盘子有讲究，手怎么托，菜从哪个口走，还有倒酒，先谁后谁，错了，客人要给你白眼，此外就是站在一边看那些男男女女们喝来吃去。那会儿她小，带来的辣子吃完了就想家想妈，想凭啥本地人就可以对她们这样呼来喝去，想归想，还得老老实实地上班。第二个月，工钱涨到300元，老板说，好好干，还给你加工钱。她那时年轻，除了想挣钱，还想找个能说个话、给自己壮壮胆的人。没多少日子，她看上了当大厨的同乡，于是两个人的恋爱就在这"你烧菜，我端盘"的循环往复中发展、壮大、成熟。
　　恋爱是快乐的，可工钱总不涨她就不快乐了，男友先走了，换了个小店，老板每月给开2500元。她咬咬牙也走了，可只干了一年多，她又回来了。她说，那店老板的工钱虽多给了几个，却不尊重人，来了有钱有势的客人就让她陪酒，她不干，自己虽没几个钱，却有尊严，尊严是钱买不来的。忍了几次，终于有次没忍住，没轮上老板炒她，她把老板炒了！只要自己自尊自爱，谁也轻贱不了你！她又回到当初的餐馆。
　　1998年当她的工钱涨到600元时，俩人结了婚，第二年有了个儿子。她只歇了一个多月就上班了，孩子由她雇的保姆带，她挣的钱付完保姆的工钱也就剩下一二百元。没法子，谁叫她不会带孩子。
　　此后，她还真觉得跳槽没多大意思了，哪的老板都一样，都没把她这个外来妹和本地小妹一样看。餐馆给本地小妹都上了社会保险，可没给她们这些外来妹上，弄得一同来的姐妹都走了，就剩下她一个。还有那些领班，没一个是外来妹，都是本地的，她就想不明白，她干了这么多年，哪点儿业务不如来了就当领班的本地人。她不走是因为她觉得老板还行，不那么过分，只要下了班，不干涉她们的。她就又打了一份工，给一家有钱人做小时工，拖拖地，擦擦窗，抹抹桌子，晒晒被子，一个月下来能挣600元。
　　她说，这十来年，她还真悟出些道理，要是让她再活一回，她会好好念书的。读书好，能懂道理，懂了道理就能待人宽容，就能遇上事多为别人想想，谁有个难处，就该伸把手。就是给人做小时工，她也萌生了改变自己命运的想法：服务员吃的是青春饭，再过几年，岁数大了，就是老板不炒她，她也干不动了，所以现在有空读读家政方面的书，做做准备，她想再攒上几年钱，凑个四五万元，回家乡的小城开个家政公司，肯定能活出点儿滋味。
　　做个小贩 我被"城管"追得满街跑
　　34岁的朱迪华生命的一半在流动中，17岁那年一头撞进深圳，6年后又去了湛江，在韶山关当过两年包工头后，来杭州打零工，眼下他和老婆在杭州市一个叫瓜山的社区做水果贩子，生意还过得去。
　　朱迪华的老家在湘西一个叫双峰的小县里，祖祖辈辈都是赤脚的农民，他上过一年初中，家里穷就不念了。17岁的那年，有个去过深圳的朋友回来和他说，深圳好，钱好挣哩！朱迪华的漂泊就从朋友的那句话开始了。
　　挤了几天火车，朱迪华到了深圳，真长了见识，小楼也比县上的大楼高出许多，街上明晃晃，白天黑夜都是人，不像家乡天一黑，人就都睡下了。朱迪华在深圳找到的挣钱营生是卖小箩，一种居家过日子用的筛面的家什，卖了三年小箩，他挣到的钱把家里的土砖老屋变成了红砖水泥造的大屋，三个兄弟一人一间，老爹老妈说的那句话，让他现在想起来都感动：还是老二有出息！这还不算，他还给自己娶了一个在周边村子里都说得过去的媳妇，只是第二年生儿子没够上法定婚龄，被罚了3000元。可说这事时，他脸上分明漾溢着幸福。
　　做小贩不苦，但熬人，没人买，心急，人来了，讨价还价，心烦，一出来就是一天，有时候真没人买。但更不痛快的是朱迪华做小贩时，常要被"城管"和"工商"们追得满街跑，他也被逮着过几回，小箩都被没收了，还罚钱，心痛归心痛，生意还要做！一个小箩本钱不过几角，却能卖四五块，只要接着干，就能挣回来！
　　和媳妇又卖了三年小箩后，夫妻俩去了湛江，这回不光卖小箩，还卖小锅、小桶和他能想得起来的小杂货。挣下些钱后，他又去韶关当了两年中国最小的包工头，给韶关的一个水电站做工，伙计是他从家乡带出来的五六个表亲。
　　他说，他们连他还不如，他好歹识些字，那几个表亲身上除了一把子力气，啥也没有。那两年，他上面的大包工头还真没拖欠过他工钱。他说，这是因为他在包工前，考查过上家的经济能力和信誉。他看过他的真身份证、房产证，他要赖他们的钱，他就去法院告他！因为朱迪华有个表叔是当地法院的，能给他出主意，不会让他吃亏。
　　朱迪华是6年前来的杭州，韶关的工程完了，有个朋友说，杭州也行，地方美，钱好挣。来杭州后，先做零工，砌大楼，一天50块，天天结，没吃亏。钱挣下了，开个小店，把在广东打工的老婆叫来一起卖水果。
　　问朱迪华，对这个城市有没有认同感？他说，他只是半个杭州人，因为他的根还在湘西，那儿有他的父母和已经12岁的孩子。
　　夫妇俩一个月的饭钱三百元就够了。他说节俭是为了攒钱，将来买个楼，把爹娘也接来，可他也知道杭州的房价高，所以买房子还是他的梦。
　　背景资料
　　我国流动人口总量已达1.4亿人
　　年龄主要集中在16至40岁
　　农民工构成流动人口主体
　　多数从事建筑装修制造业
　　流动人口是我国现行户籍制度下相对一地户籍人口而产生的概念。流动人口大量出现是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工业化、城镇化进程而必然产生的社会现象，也是我国社会发展与进步的重要体现。流动人口管理的主要对象是外出务工经商人员，其中绝大部分是从农村转移出来的富余劳动力。
　　进入新世纪，特别是党的十六大以来，党和国家统筹城乡发展，对农民外出务工采取了积极引导政策，流动人口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目前我国流动人口总量已从改革开放初期不足200万人增加到1.4亿人，占全国人口的十分之一，而且每年以600至800万人的速度在增长，流动人口大量涌入东部地区和大中城市，为这些地方的经济建设作出了巨大贡献，但也加剧了这些地方人口与资源环境的紧张状况，增加了社会管理和社会服务的压力。
　　由于盲目无序流动、就业无着，使一部分流动人口为生计走上违法犯罪道路。目前刑事案件高发，其中侵财性案件占70至80%，多数是流动人口所为。
　　据调查显示，在现有流动人口中，年龄主要集中在16至40岁之间，其中不少还是第一代"民工潮"的子女。从身份构成看，农民工构成流动人口的主体，主要集中在从事体力型职业上，多数是建筑、装修、制造行业，其中文化程度在初中以下的占80%以上，未接受过培训的占70%以上。这些流动人口大多分布在城乡接合部或者"城中村"，形成低层次经济圈和生活链。近年来，流动人口举家迁居城市或在城市长期定居的比重越来越大，其中相当一部分人已经成为流入地的"新居民"。
　　由于农村富余劳动力大量存在，城乡差距仍然较大，区域发展不平衡，随着国家相关政策的调整，特别是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发展，在今后一个时期，我国流动人口总量仍将持续增长并维持在较高水平。据有关专家测算，从现在到2015年，农村至少还将有2.5亿人口转移到城镇，届时流动人口有可能突破4亿人。

　　人类的发展是一部从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的历史，同样，流动人口的主体——“外来务工人员”在为社会创造财富的过程中，自身也在这个过程中得以发展，无论是在物质上还是精神上。流动人口中出现了许多成功人士，记者在此记录的不是那些由于某种运气发达起来的流动人口，而是受惠于国家的开放政策和凭借自己的努力而事业有成的流动人口中的普通劳动者。

　　京城打工 我不是漂泊的外乡人

　　冬日的太阳把李艳峰的乌发抹上了一道金色，她的情绪好极了，这不仅因为她被乡里推荐到区里参加北京市“创业青年首都贡献奖”评选，还因为她工作的八个市场都被区里评为“流动人口计划生育工作规范市场”。她对记者说：“如果说这是我的成绩，不如说，这是我对北京人海纳百川情怀的回报。”

　　说起来，她离开冀中满城老家进京闯世界也快十年了，这十年里，她从一个中专毕业的小姑娘变成了人妻人母。她说这些年，她一直在寻找，寻找自己的岗位，也寻找自己的幸福，直到在北京市朝阳区这个叫十八里店乡的地方，进了乡流动人口管理办公室，做了计划生育管理员，她才认准了自己的岗位，才找到了自己的幸福。

　　乡里流动人口中的育龄妇女有两万六千人，天南地北哪儿的人都有，4年前她刚接手这摊工作时，也曾急过、哭过、为难过、无奈过，她也曾被人指着鼻子调侃过：你不也是个外地人么？你就不想多生一个？

　　她说，她不愿放弃，因为她是漂来的人，知道漂泊的艰辛，为了让漂泊的姐妹活得轻松，没有她承受不了的事。

　　女人都爱去市场。她就在每个市场设置免费避孕药具自取箱，还要配上计划生育宣传栏，姐妹们一看就懂。最重要的是对全乡两万六千个流动育龄妇女实行信息化管理，这需要录入，平时忙不过来，就集中在“十一”长假时录，为每一个育龄妇女建档，随时掌握情况。遇上节日，请乡医院的大夫为育龄人群义诊，开展生殖健康咨询，这些实事很容易就得到了育龄妇女的欢迎。

　　女人重感情。李艳峰的日子过好了，不忘帮衬那些过得不如她的姐妹。有个姐妹，丈夫靠修车为生，自己又没啥谋生的手段，日子过得紧巴，也单调，李艳峰就把自己孩子穿不完的衣服拿给她的孩子穿。后来那姐妹又怀上了，李艳峰就给她做工作，让她打了。女人说，我听你的话不是因为你说的那些道理，是因为你人好，不会害我。

　　李艳峰向记者讲这事时，口气平和，可眼睛湿了。记者明白，她是被自己讲的故事感动了。李艳峰的工作不仅是谋生的手段，也是她生命的需要。她是一个已经融入北京人生活的女人，她在北京有了家，生了儿子，像这个城市中的每个人一样，有自己的生活、理想和寄托。她说，她早就不觉得自己是个漂泊的外地人了。

　　国企培养 我成就了今天的事业

　　廖奇峰终于等到了这天，他拿到了厂里给的3万元“遣散费”。于是，26年的工龄和国企干部的身份和他说拜拜了。

　　他和记者说，那会儿，他还真没有失落感，因为等待这天的时间太长了，企业效益不好已经不是三年两年的事了，他已经有了足够的心理准备，去面对以后的路。那年廖奇峰44岁，按说已经过了闯世界的年龄，可他还是从粤西云浮的老家来到苏南江阴市的周庄，在一家台湾老板开的模具公司当起了行政部长。

　　去年2月春节一过，廖奇峰就来上班了。这家模具企业开办时间不长，也有些规章制度，但不健全。老板希望廖奇峰能把他的企业规范起来，从员工劳动纪律到管理者的议事制度都予以规范。

　　定规章制度是廖奇峰的强项，26年的国企生涯干的就是这个，从秘书到办公室主任哪天也少不了和规章制度打交道，现在让他干老本行，轻车熟路。只是那会儿给国家服务，现在是为老板服务。

　　来了不久，廖奇峰发现厂里保安队的制度不完善，而保安队又是他分管的部门，于是他先给保安队订立了一系列的规章制度，从上岗着装、仪表、礼节、工作职责到库房警卫、车辆放行都有严格的规范，违反制度也有惩处的标准。比如，车辆载货出库时，车上的货物要与出库单一致，多了不行，少了也不行，多了涉嫌盗窃，少了会给企业的名誉带来不良影响，补救时又会给企业带来经济损失。

　　廖奇峰来厂里的时间不长，但给老板灌输了现代企业的管理理念。他说，在这个厂里老板给员工们办了养老、医疗、失业保险，他的生活也没有忧虑，有时也会想起他曾经工作过的国企，他会深深地感到：是国企培养了自己，才有了今天的生路。

　　自学成才 我有实现理想的感觉

　　姚正山离家的那年19岁，高中刚毕业，没考大学，他认为明知考不上，再去考，耽误自己的工夫，也浪费父母的钱。他的家在河南省固始县，那会儿靠父母在城关开的一家小电子游戏厅生活。离开家11年了，毛头小伙儿成了企业的技术人才，眼下在浙江省平湖市一家上千员工的台资箱包企业当技术部长，他不再有漂泊的感觉，生命有了归属。

　　姚正山谈起自己的经历，他用这么几个字概括：闯荡—上当—从头再来。他是和表妹一起去广东东莞打工的，表妹做过箱包，把他也安排到箱包厂，做个装配工，月薪400元，他挺知足。干了半年，老板见他努力，提拔他当了领料员，月薪900元，他爹妈在家里干上一个月也不过千把元。他就想，要学技术，把造箱包的本事都学来，肯定有发展。

　　第5个年头上，姚正山当了车间主任，月薪涨到2000元，还管3顿饭。他眼界宽了，本事也大了。有一天，厂里的同事襄理找到他，说咱们换个厂怎么样？你不是想学全套的箱包制作技术吗？到了新厂我一定让你实现。襄理的话就是他后来说的“上当”，当时他不仅没觉得上当，还很感动。于是，他和老板说，要走，老板先是吃惊，再是提出给他加工钱。他说，不是钱的事，是想学技术，想发展，留是不可能的。几天后姚正山和襄理到了杭州，在杭州的这家箱包厂还干“后整”，就是往箱包上装配件。这家厂的老板不但没有让他学技术的意思，还不尊重人。老板是兄妹俩，妹妹虽是副总，可办事不仅没章法，还缺乏人性化，这就使姚正山有了上当的感觉，干了有一年，他决定走。来平湖，是他在广东打工时，他的一个师傅介绍的，两个人虽然分开了，但一直有联系，师傅说平湖的这家箱包厂刚起步，有发展的机会。

　　因为有过上当的经历，他决定试一下。来平湖，老板亲自向他介绍了企业，他觉得老板的话虽平实，但很诚恳，他答应了老板。来平湖的第10个月，老板叫他负责针车，这可是他一直要学的技术。2004年3月，他当了分厂厂长，企业的发展和他的利益融在了一起。他现在年薪5万元，年底还有效益工资，去年是5万元，他不是因为挣得钱多了才有实现报负的感觉，是因为这个厂给了他体会成功的机会。

　　企业鼓励员工学技术，他就被企业送到嘉兴、宁波学过技术和管理，现在已经拿到了合理化工程师证书，负责公司为客户做样品、审核单价和制作工艺的技术工作。今年3月，他结了婚，爱人也是自学成才的，在镇上的另一家厂子上班，也做管理工作。两口子花30万元买了套130平方米的大房子，明亮、舒适，感觉好极了。

　　给人理发 我也能评上“十佳新市民”

　　陈斐斐已经在镇子上开了3家“翡翠造型”，说白了就是理发店，理个发5元钱，不带按摩什么的。见到她的时候，店里没顾客，几个跟她学徒的小伙儿正在玩纸牌。店面有100来平方米，半圈给客人们准备的椅子，可以想想客人多时，也很红火。

　　陈斐斐的老家在浙江温州，爷爷是个理发匠，爸爸是个教员。1980年，初中毕业，她就跟爸爸出来了，当了小学老师，每个月27块工钱。钱少点还不是最主要的原因，是她觉得那地方太闭塞，一个十六七岁年轻人喜欢热闹，向往外面的世界。

　　第一次离家是去山东和安徽的乡下收兔毛，是几个老乡带她去的，走乡串户，收人家养的兔子毛，再卖给一家收购公司。一天忙忙乎乎，走过的地方没记下，只记下第一次分钱就是几百元，比教一年书的钱还多。

　　好日子没过多久，收兔毛的公司倒闭了，陈斐斐只好回到了家里。以后的几年里，她结婚生子，完成了一个女孩到女人的转变。她是1988年来江苏省常州市武进区创业的，那会儿，武进叫县。

　　陈斐斐来武进是因为当时武进有个财神县的绰号，弟弟跟爷爷学了理发的本事，要来发财，她放心不下，和丈夫一起帮衬弟弟。很快她跟弟弟学会了理发的本事，便在马杭镇(现在已经划入湖塘镇)上开了家理发店，不大的门面，前面营业后面住宿。那时累，理个发也就1元钱，一年下来才挣千把元，过年也不能回家，除夕、初一都开业，想多挣点儿。

　　好日子过了10年，丈夫便得了肝癌。陈斐斐说，丈夫从发病到走只有98天。丈夫走了，她真的垮了。是街道的妇联、房东和邻里们帮了她，他们安慰她，帮她度难关，从那以后孩子早饭都是房东一家人给安排的。她说，她忘不了自己在难处时，大家给她的温暖，这也是后来她事业有了点成就，回报社会的原因：人是不能忘恩的。

　　2001年，她开了个连锁店，40平方米，带了几个徒弟。她告诉他们，人品比钱更重要，对老人和孩子要照顾，不该挣的钱不能挣。前年，她又开了个店，面积120平方米，招入的员工已经16人，有本地的，也有她家乡的，还有从河南、安徽来的。她的事业壮大了，但她依然对老人孩子和残疾人实行她的优惠政策，社区有需要她出力的地方，她绝不犹豫，比如去敬老院慰问老人，去福利院看望孩子，她都要带去自己的爱心，社区要是搞个文艺汇演，她总要带上自己的员工给演员们化妆，让他们更漂亮，更能让人感受到快乐。

　　去年，她被评为镇上的“十佳新市民”。今年，又刚刚被武进区评上了“十佳新市民”。她就想，要是丈夫还活着该有多好。

　　相关联接：我国流动人口呈现四大特点

　　特点 数字解读

　　经济因素成为人口流动的主因 以务工经商、工作调动、分配录用等经济原因为主的流动的比例超过七成。

　　向经济发达地区聚集 广东、上海、北京、浙江、江苏为我国人口流入大省，聚集了流动人口总数的近七成。四川、安徽、湖南、河南、湖北为人口流出大省，流出人口占流动人口的五成。

　　流动人口多以简单劳动为主 制造业、批发和零售业、建筑业、住宿和餐饮业、居民服务业五个行业集中了流动就业人口的八成。按产业构成分，从事第二产业的占64.1%，从事第三产业的占31.7%。

　　半数以上外出时间不长 56%的流动人口外出时间不超过3年，外出时间在5年以内的达到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