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型的困难在哪里？我要强调的是，要实现转型，关键因素是要有个好体制。好体制靠什么？要靠改革。不单要靠经济改革，也要靠政治改革。

吴敬

    我想讲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为什么要解放思想，怎么解放思想，解放什么思想？第二个问题是，广东的经济转型怎么转？第三个问题是，转型已经提了很多年，为什么转不过来？

    破除思想禁锢，超越“东亚模式”

    我们过去认为日本、韩国政府对经济的强力干预起了好作用，其实不然，在一段时间它有好作用，但是到后来必须要市场化。而要做到这一点，首先就要破除一个思想上的禁锢，总认为东亚模式容易跟社会主义接轨；不破除这个禁锢，实际政策更加调整不了。

    先谈第一个问题。就像很多报刊说的，解放思想不可能一劳永逸，它是一个与时俱进、永无休止的过程，这是就一般来说。特殊地说，主要是20世纪80年代确立的改革目标比较模糊。改革最初几年，摸着石头过河，实际没有一个很明确的体制目标。当时上上下下，都认为原来的情况不能继续下去，就用白猫黑猫的逻辑，不管什么办法，只要有利于恢复经济、发展经济都可以试试。但人们很快意识到，这样零敲碎打还是不行，还是要建立起一个能够有效运转的社会体制。于是开始讨论改革的目标模式。

    我们学习的目标模式大体有四个，最先是学苏联。斯大林去世三年后，即1956年，赫鲁晓夫启动了经济改革，但这个改革不太成功。稍有成效的是1965年的柯西金改革，内容是扩大企业自主权，实际是改良的计划经济。我们有些同志就认为，可以采用苏联这套办法。主要的试验是1970年代末的扩大企业自主权试点，从四川开始，很快推广全国，主要的国有企业都进行了这方面的改革，但结果仍不理想，1980年代就发生了严重的经济问题。所以从1981年起进一步调整国民经济，其实就是这个改革失败了。虽然一直到1992年的国有企业转制条例，都强调扩大企业自主权，但没有人再把它看成一个改革目标，它的影响大大削弱了。

    第二种是20世纪80年代初期，实际1970年代末就开始为一批经济学家比如于光远、刘国光、董辅礽等所提倡的东欧模式。所谓东欧模式在经济学理论上讲，就是以兰格为首倡者的市场社会主义。市场社会主义跟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两码事，它是在保持国有制统治地位和保持计划经济条件下引入某些市场机制，用兰格的弟子布鲁斯的说法，就叫做“内含有市场经济的计划经济模式”。这个东西一时很热，但很快，人们对它的希望就幻灭了。原因两个，一个是主持东欧改革的经济学家在中国讲学时，自己都承认这套不成功；另一个是实际情况不理想，捷克因为被苏联占领，没法改革；波兰因为团结工会跟政府的冲突，改革也进行不下去。匈牙利走走停停，到1980年代初干脆陷入困境。这种模式的影响也就逐渐削弱了。

    1980年代中期左右，占主导地位的是另外两个模式，一个是东亚模式，就是以日本为首的所谓政府主导的市场经济模式。再一种是欧美模式，我们把它叫作自由市场经济。大体上说，领导干部偏爱东亚模式，比如小平同志最推崇新加坡，国家经委偏爱日本通产省，国家计委偏爱韩国企划院。而受过现代经济学训练的经济学家，都偏爱欧美模式。但他们对大的方向没有分歧，一方面是因为他们共同面对计划经济，他们都反对这个东西；另一方面是因为，即使主张欧美模式的经济学家，也承认在市场没有发育起来之前，政府要承担一些调节作用，这样就结成了一个联盟，大家都赞成要搞市场经济，至于政府作用的大小问题，可以存而不论。但这一点就变成了我们目标模式上的一个模糊之处。从理论的完整性来说往往表现为第四种模式即自由市场经济，但具体到政策上，往往表现为第三种模式即政府主导。

    早期这个问题不大，越到后来，这个模糊之处就越成了问题。20世纪90年代之后，大体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框架就形成了。这框架有个问题，就是政府作用很大，下一步它到底往哪个方向走？是要强化政府的干预，还是它从不该管的领域慢慢退出来？这就成了问题。那些强调政府作用的人就给下了一个定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跟非社会主义或者叫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区别在哪？就区别在政府的作用要大。比如最近我们这里讨论如何深化CEPA(即《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就有人说我们体制不同，香港是自由市场经济，叫做积极的不干预政策，而我们不行，我们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要肯定政府承担更大的作用。

    那么，这个问题现在就需要弄清楚了。十四大讲改革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个市场经济到底是怎么回事？十四大有定义的，市场经济就是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2006年3月6日胡锦涛总书记讲话，强调要毫不动摇地坚持改革的大方向，最后落脚点也是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这个讲话很重要，但好像理论界、舆论界很少宣传。有一篇宣传文章更特别，干脆把“充分”两个字给删了，说明作者的内在逻辑出了问题，有些应该破除的观念没有破除。政府跟市场的边界比较模糊，这个问题我们一开始就没有搞清楚。

    东亚模式中，政府一个很重要的作用体现于对外经济关系，推行东亚模式的国家都是出口导向政策，又叫做新重商主义政策。即用国家的力量设法增加出口，增加财富积累，增加货币积累，这个办法应该说在很长时期内起了好作用。1994年的外汇改革，标志着我们也转向出口导向政策，所以1994年以后我们的出口大幅度增长。但这个政策是不可持续的。所有推行这个政策的国家和地区，十年二十年之后都出了大问题。日本、韩国、马来西亚，一直到台湾地区，那故事是一模一样的。这方面有很多文献。

    前不久有过一个两岸论坛，台湾方面的主题讲演是孙震做的，叫做“台湾经济自由化的经验和教训”，说的就是这个出口导向政策，在成功执行一段时间之后发现了问题，要调整。调整的方向是什么？是自由化，我们叫市场化。但因为原来的利益格局，尽管方针定了，但执行不了。外汇存底很多，新台币升值压力很大，你又不愿意调整，要维持原来的政策，那怎么办？中央银行只有干预，收购美元，台湾外汇储备很快居世界第二。但这就蕴藏了一个危机，收购美元时大量发行货币，导致货币超发，流动性泛滥。其结果从理论上说有三种可能，一是房地产、股市飙升，资产泡沫形成；二是CPI上升，通货膨胀；三是二者兼而有之。日本、韩国和台湾地区是第一种情况，泡沫急剧膨胀，外部冲击一来就崩盘。所以孙震感叹，台湾在20世纪末成为发达地区的幻想破灭了。日本更惨，都过去18年了还无法恢复，小泉想改革最后也没有完全改成。这就是说，我们过去认为日本、韩国政府对经济的强力干预起了好作用，其实不然，在一段时间它有好作用，但是到后来必须要市场化。而要做到这一点，首先就要破除一个思想上的禁锢，总认为东亚模式容易跟社会主义接轨，不破除这个禁锢，实际政策更加调整不了。 

    广东要朝“微笑曲线”两端转

    现在我们的对策，一方面是用短期政策，比如货币政策、财政政策等宏观经济政策想办法稳住，不要出日本、韩国、台湾地区以及最近越南出的事情。但从根本上说，还是要转变增长方式，不转变增长方式就不可能治本。

    第二个问题是，广东的经济转型怎么转？这实际上是增长模式的问题。1995年“九五计划”就提出，要实现增长模式的根本转变。“十一五”也提了，十七大又提了，但是转变很慢。问题在哪里？就因为旧的增长模式过去有一个政治上的招牌，叫做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所以认为它是天经地义。现在这个公式还很流行，据说各国的经济发展都有一个规律，都是先农业，农业以后是轻工业，轻工业以后是重化工业，之后是高新技术产业，高新技术产业过后才是现代服务业。“十一五” 前后有场辩论，辩论的结果，是以大量的历史事实和理论发展说明不存在这个规律。但好多人依然认为这就是规律，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就是这样的。这个理论误区不破除，旧的增长模式怎么转得过来？

    旧的增长方式是当前一切困难最根本性的原因。它靠的主要是两条，一个是投入，一个是大量出口以弥补内需的不足。这两条推行到现在，已经无路可走了。一方面，资源短缺越来越严重，环境破坏越来越严重。另一方面，大量投资投进去，回报很低。投资回报率有一个公式，分子是投资，分母是产出，也就是说你要增加一块钱的产出要先投入多少钱，世界的平均水平是2左右，发达国家要高一点，发展中国家要低一点，印度是二点几，台湾是三点几，我们前几年算过，大概是5到 7，就是要投资5到7块钱才能增加一块钱，等于货币进去了，没有产出多少实际的物质财富。这样积累久了之后，金融系统的黑洞就相当多，一个冲击进来就会发生系统性风险。

    出口导向的问题更直接。我已经说过，日本、韩国、台湾地区都是一样的故事，现在这个故事正在越南发生。故事几乎是一样的，但我们跟他们有点不同，他们一般是资产泡沫，就是房地产、股票和收藏品有泡沫，我们是第三种情况，是去年出现的，我们不仅CPI即消费者物价指数上来了，PPI即生产性物价指数也上来了。人家有的病我们有，人家没有的病我们也有，而病因都在于旧的增长模式。所以现在我们的对策，一方面是用短期政策，比如货币政策、财政政策等宏观经济政策想办法稳住，不要出日本、韩国、台湾地区以及最近的越南等经济体出的事情。但从根本上说，还是要转变增长方式，不转变增长方式就不可能治本。

    广东确实也到这个时候了。我们的市场经济体制已经初步建立，但增长方式还很落后，还要靠投入和出口这两个东西拉动是非常危险的。发达国家的历史经验早证明了这一点。马克思预言了资本主义的消亡，为什么这个预言没有实现？我认为最重要的原因是它的增长模式发生了转型，从旧的模式，转到了一个由技术进步和效率提高带动的增长模式。那么技术进步和效率提高主要是通过哪些途径？发达国家的经验大概有这么几条，第一条是农村劳动力由低效部门向高效的非农产业转移；第二条是基于科学技术的普遍运用；第三条是服务业的超常发展；第四条，20世纪50年代以后的信息化改造了整个社会经济。

    现在我们最重要的是做两件事，一是发展先进制造业，一是发展现代服务业。现在各级政府工作报告其实都有这两个概念。但它们具体讲的是什么，则往往语焉不详。我们经常发现这样的事，一个口号，先是大家不同意，后来经过争论，形成一致意见，终于写进文件。但写进去就万事大吉了，跟实践好像没什么关系。有些文件，什么好词都堆进去，一提制造业，就是先进制造业，而且套上很多光环，又是节约资源，又是符合以人为本。但先进制造业到底是什么？却并没有解释，更谈不上付诸行动。

    我很认同宏碁创始人施振荣的说法，1993年他提出宏碁要转型，就创造了一个著名定律，叫做“微笑曲线”。就是说它的价值链应该是个弧形，上下两端附加价值高，最低的这段附加价值低，而且随着时间的演进，这个弧线越来越弯，两头翘得越来越厉害。当时是个什么背景呢？1987年台湾汇率放开，此前新台币和我们人民币一样，都是被低估了的，放开以后那些代工企业都不行了，就要转型。他就提出一个口号，宏碁要向两头延伸。他以前是做代工的，代工就是微笑曲线最低的这个点，就是加工组装制造，这个就是传统的制造业。那么，两头中的前端是什么？大概三条，一是研发，二是原材料采购，三是设计。下端是什么呢？是品牌营销，是销售渠道管理，是售后服务，包括各种各样的服务。他一直向两头延伸，搞自己的品牌，现在应该说在国际市场上站住了。台湾其他企业，但凡能存活下来的，其实都转型了，转成了不再只做简单加工，而是有自己的专有技术，有些还转成了 ODM(OriginalDesignManufacturer，原始设计制造商)。

    所以，二十世纪的制造业作为先进制造业，特点就是它有很多服务业的内容。微笑曲线两端的业务，在原来的意义上都是服务业，现在，这个服务业的内容在制造企业越来越多，有些企业干脆主业变成了服务业。我不知道IBM在美国分类里现在算制造业还是服务业，反正在台湾，宏碁、台湾日立、松下都是服务业，还有一个汽车制造企业排进了服务业前十名。为什么汽车制造成了服务业呢？现在的汽车总成本中，平均的电子成本占40％，高档车占到70％以上，而这个电子器件的主要成本就是软件，而不是硅片什么的，它就必须以研发设计为主，就进了服务业。所谓先进制造业，就是在微笑曲线中，包括很多两端业务的制造业。

    讲到这里，我要举的一个经典个案，就是罗技鼠标，《华尔街日报》2004年1月讲的中国经济故事就是它。罗技是美国和瑞士的合资企业，世界最大的鼠标生产商。2004年鼠标还比较贵，平均单价40美元，这40美元都给了谁？其实罗技自己拿到的不多，才8美元，拿得最多的是批发商和零售商，15美元；零器件供应商也拿到十几美元。但苏州的制造工厂，做鼠标的，几千工人的工资、水电费、管理费加到一块，总成本不过3美元。《华尔街日报》说这就是中国经济的形象，这种情况现在有些地方有改善，但相当多的地方并没有多大改善。这样下去是不行的，我们必须向先进制造业发展，才能提高产品的附加值。

    现代服务业跟先进制造业总是相辅相成的。先进制造业的价值链延伸很长，有些环节独立出来就变成了独立的服务业，而独立服务业的价值链也在拉长，每个环节都可以独立出来变成一个产业，所以现在发达国家服务业占GDP的比重，很少有低于50%的。而我们这里很低，广东最高曾达到47%，去年是42%，呈明显下降趋势。所以现代服务业大有发展空间。

    但这里就有一个问题要解决。广东跟长三角比较有一个弱势，就是在当下的经济布局里，服务业各个部门之间要有非常紧密的联系，所以它需要集中在大城市，通过大城市向周边辐射。广东跟长三角比，就没有上海这样的城市。但是广东其实有一个潜在的优势、潜在的资源，就是我们旁边有一个香港。香港服务业的规模、能力、辐射力要比上海强得多。这就需要应用政治智慧，考虑在一国两制条件下，怎样才能使它跟广东融合得更紧密。

    另外，我们的制造业也有缺点，就是太分散，而且专业化程度低。工业化之初农村人口移向城市，工业、服务业都到城市集中，但是到了现代市场经济，它又发生了新的变化，就是说服务业集中在大城市，制造业分散到了中小城市，而且是专业化的。但我们不是这样，我们是按照行政级别来决定一个城市配置和掌握资源的权力，所以大城市就恶性发展，服务业、制造业什么都有，很不专业。中小城市偏枯，经济力量薄弱，并且因为经济力量薄弱，带动农村发展的能力就很差，这在我们广东就表现很突出，珠三角和东西两翼的差距太大了。

    所以，广东转型有两个任务，一是要想办法利用香港这个世界级的服务业中心，它的辐射作用能带动全省，甚至可以通过西江部分的发展把整个大西南带起来。另外要实现产业和人口双转移，要想办法把珠三角的中小企业转到两翼和三区五市去，当然也要防止出毛病，防止原来的搬出去了，新的又没有进来。从积极的方面说，就是两个问题，一个是它搬过去以后怎么使得它不是单纯的加工，另一个就是使得制造业的布局优化。我最近听到一个消息，说在双转移过程中，河源市自然发展出一个手机生产的集群。这种专业化的集群不是可以规划出来的，政府要做的事情就是密切观察，出现了苗头之后进行研究，然后帮助他们做规划，采取一些辅助的政策，加速他们的形成。

    转型也要靠政治改革

    不单要靠经济改革，也要靠政治改革。一定要实现小平同志1980年代的主张，“政治体制改革同经济体制改革应该相互依赖，相互配合。只搞经济体制改革，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也搞不通”。

    最后一个问题，转型的困难在哪里？我要强调的是，要实现转型，关键因素是要有个好体制。好体制靠什么？要靠改革。不单要靠经济改革，也要靠政治改革。一定要实现小平同志1980年代的主张，“政治体制改革同经济体制改革应该相互依赖，相互配合。只搞经济体制改革，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也搞不通”。他当时提出来的主要有两条，就是政企分开和党政分开。政企分开以后跨了一个大步子，但这个问题没有完全解决。特别是2004年经济过热以后，政企不分有所回潮。至于党政分开，好像后来干脆没有这个口号了。可是小平同志对这条看得很重，认为是最重要的一条。所以，进行政治改革，这也是实现我们改革的总设计师小平同志的遗愿吧。

    此外我还想强调的一条就是建设法治国家。这个问题目前无论在立法方面还是司法方面都遇到一些困难。比如说立法进度就很慢，市场经济的有效运行需要清晰的产权，调节产权关系的法律就是《物权法》，而《物权法》搞了十四年。另外，反垄断法也搞了十四年，尽管通过了，但给行政性垄断留了很大的空子。司法问题可能更大一些。

    至于说到民主、宪政问题，我认为一蹴而就不太可能，但要想办法推进。这里首要的一点是应该有一个好的讨论气氛。我们老百姓讨论问题不要太偏激，领导对各种不同的意见也要宽容，这样才能达到共同建设和谐社会的目的。 (作者：吴敬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