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古代兵书典籍浩瀚，不乏对军事科技和军事理论的独特见解。解析这些精湛的论述，可以从其相互作用的辩证发展轨迹中，发现值得现世深思的有益启迪。

　　军事科技是军事理论发展的前提条件，中国传统的“重道轻器”观念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军事科技的顺势发展。
 
 
我们必须坚持协调并重，既高度重视军事理论研究，又高度重视军事科技创新

　　翻阅古代中国军事史，“重道轻器”的观念根深蒂固。所谓“半部《论语》治天下”、“《文选》烂，秀才半”，科举取士只重《四书五经》，少有涉及科学技术方面的内容。这种教育和导向性，使我们的“道”不断地触及事物的本质内核，而我们的“器”在不被重视的社会氛围下，只能缓慢地、游散地自我发展。《墨子》等古代兵书，对“器”的问题有所涉猎和论述，但因讲求实用，不合汉代以来重玄轻用者们的胃口，被称之为索然无味的“劳什子”，长期受到统治者的排斥和批驳。相比之下，与我们隔海相望的日本，对战争应用理论的研究和军事科学技术的开发，比同时代的中国要重视得多，成为引领战争指导、兵器革新和武力建设的重要资备，为其军事方面的强盛奠定了有力基础。

　　纵观世界军事发展，可以清晰地看出，军事科技与军事理论相辅相成、相互促进，只重谋略或只重技术都是片面的。以史为鉴，对我们军事理论和军事科技的发展提供了重要参考。一方面，军事理论的研究和创新，需要充分考虑军事技术和武器装备的发展情况。另一方面，军事科技的进步和应用，需要与军事理论协调发展、密切融合。我们必须彻底摒弃闭关锁国的政策和夜郎自大的思想，在努力革故鼎新的同时，实行“拿来主义”战略，切实以开阔的视野和创新的思维，不断探索适合我军特色、体现时代特征、符合战争规律的信息化条件下军事理论，使我军的军事理论和军事科技向高、精、尖的目标腾飞，真正立足现有武器装备准备战争和打赢战争。

　　军事理论具有古今相通的传承特性，但军事科技对军事理论有着明显的时代制衡作用。我们必须大胆革故鼎新，积极适应军事科技的发展步伐，不断丰富和完善我军军事理论

　　中国古代许多军事理论，具有哲理性强、应用面广、可鉴性远的重要特征，不仅对于冷兵器、热兵器时代的战争具有指导作用，而且对于现代高技术条件下的战争也有积极的参考借鉴意义。孙子提出的许多军事观点，如“致人而不致于人”、“非利不动，非得不用”、“兵之情主速”、“地形者、兵之助”等等，至今仍被战略家、军事家们奉为克敌制胜的圭臬。在情报侦察方面，当代出现的太空侦察卫星、无线电窃听、海底光缆、卫星定位、电磁辐射、网络窃密等，虽和孙子提出的“五间并举”、“相敌”三十二法、藏于夹墙内窃听等获取情报的手段不同，但其谋略思想是古今相通的。而军事理论只有随着军事技术的发展而不断演进和创新，才能显现其不竭的生命力。

　　当今时代，我国科技实力不断在创新中实现着跨越，为国防和军队建设积累了巨大的能量、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同时也为军事理论的创新提出新的时代课题。我们必须高度重视新形势下军事斗争准备理论研究，创新综合型的军事斗争准备理论，努力探求既可以充分利用国家政治、经济、科技、文化和军事资源，又能够更好地保障国家各项事业发展的有效途径；创新现代型的军事斗争准备理论，深入探讨以科技准备为重点，以高素质人才队伍为主体，以完善体制、职能和运行机制为保证的军事斗争准备新模式；创新自主型的军事斗争准备理论，积极研究促进祖国和平统一，慑止分裂势力图谋和外部势力干涉的军事实力建设与军事斗争对策问题。我们必须高度重视军队现代化建设的跨越式发展理论研究，最大限度地发挥我军的后发优势，以信息化带动机械化，尽快缩短与发达国家在军队现代化建设上的差距。

　　军事科技和军事理论的发展，受客观环境的影响与战争实践的检验。我们必须用开阔的视野，在适应和改造环境与作战训练实践中促进两者的互动发展

　　《孙子兵法》、《墨子》等兵书典籍蕴含的军事科技思想，之所以在当时能达到较高的水平，与春秋战国时期政治、经济、外交、科技、文化等综合环境因素及当时战争实践密不可分。而我国历史上军事科技和战争理论相对停滞的时期，也总能够找出社会环境与战争实践严重制约的客观因素。近代以来，封建统治者施行闭关锁国政策，导致中国军事理论“多代近亲繁衍”，进而呈现出“呆傻”特征，根本无力指导不断变革的军事实践。

　　军事科技、军事理论的发展，必须始终以战争实践为源泉并在战争实践中得到检验。在现代条件下，世界范围内的军事实践和军事信息异常丰富，我们的军事理论研究和军事科技发展如果没有宏观的思想，看不到外军的发展，不掌握世界范围内的新知识、新信息，就难以激发出创新的意识，就不会使军事实践产生飞跃性发展。“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海纳百川，有容乃大”。我们必须敞开胸襟，迎接世界军事科学发展的八面来风，真正建立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的军事科学体系，确保军队和国防现代化建设始终处于主动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