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都相信信息是战争是有效的工具。军队同意这个观点，并且称之为信息战。信息战被定义为任何剥夺、压制或摧毁敌方信息及其功能的行动；保护己方免受这类行动的影响；以及利用友军的信息功能。在一些人看来，信息战仅仅意味着使用信息来实现国家目标——一种寻求知己知彼的战争。

其目标似乎是人的内心世界。因此，对信息的有效控制成了进行未来战争的前提。

在历史上，使用信息是战争中基本的战斗要求。技术使信息变得更为有用，因此信息现在可能成为特别的武器。另外，包含信息在内的军事事务革命（RMA）似乎已渐露头角了。一些人认为信息战仅仅能起到辅助作用——增强了完成传统的战斗任务的能力。另一些人则将信息战认为是属于战略层级的强大能力，在冲突谱中处于冲突全面升级以及部署战斗部队之前。

另外，还有些人持有的观点是在冲突爆发前能进行信息战。现代战略经常将敌对国家视为五个同心环，从外到里分别是野战部队、民众、基础设施、各类有机要素和领导层（即沃登的“五环理论”），信息将它们联在一起。通过打击内部的基础设施来破坏信息流能影响敌人发动进攻作战的能力。然而，也有人提出警告，认为信息战忽略了其意料之外甚至可能起到反作用的效果。

对于现代社会的能力和财富而言，信息正在逐渐变得重要。国家曾经为了控制领土和资源而战斗；不过新的战场还包括了信息领域。下面是对这一现象的一段描述：

不断进步的技术导致信息在战争中的作用发生了变化——信息从曾经是传统消耗/机动战中的辅助功能——变成了信息战，在信息战中，歼灭和机动成为了军事、政治和经济层面通过信息控制的辅助因素。

先进的社会所依赖的基础社会包括地铁、港口、电话网络和电力网格。恐怖分子了解了这些薄弱环节之后，只需将目标瞄住它们便能引起灾难性的后果。对于恐怖分子和无赖国家而言，现在因特网是个普及且方便的平台——可以用来相互交换生产简便却有效的武器所需的技术。

阴谋活动或恐怖活动可能有两种形式。第一种就是使用暴力来破坏传统的秩序。第二种也是更高级的是基于电力或者信息。美国是依靠技术和信息系统来开展工作的。将目标瞄准他们能引起大规模的混乱和恐慌。在美国政府和工业部门面临着真实的此类入侵威胁。根据全国计算机安全委员会的调查，在1993年这些领域中的69%的计算机感染了恶意病毒，这个问题所导致的美国商业的损失估计为每年30亿美金。

政府也不能免于这样的入侵。在1990年，一名大学毕业生通过因特网发动的攻击在全国范围内破坏了计算机设备。同年，澳大利亚的黑客遭到了起诉——罪名是破环美国政府电脑的资料。潜在的敌对信息战士数量巨大，其中还包括了前苏联和华约国家的情报间谍、雇佣兵、失业的技术专家等各种人员。东欧——尤其是保加利亚，据说现在是主要的病毒输出国。

法律和道德

空军参谋长Ronald Fogleman将军指出：“由于（信息系统的）使用会逐步超出国家边境，我们必须认清法律认可哪些而又不认可哪些。”信息战提出了难以概述的问题。在电子环境中战争何时开始？可是可以用暴力手段来回应那些针对计算机系统的不怀好意的调查行为？美国发动的（计算机）系统进攻是否需要国会的批准？

在信息战中，传统的非军事目标的弱点得到了放大。那是因为敌人的民用基础设施成了潜在的目标，

……信息战所作的可能只是对现代战争如何瞄准民用目标的方式进行了修改。使用计算机便可以将一个国家的空中运输的管控权或电话系统干脆利落地拿下——不过这仍然是对民间的攻击。

如同使用核武器的情况那样，克劳塞维茨关于绝对战争的理念在进行信息战中也成为了真实。当攻击是为了消除将会引发的痛苦时可能在道德上会被认为是不合理的。对于信息战所带来的道德和法律问题的思考，不如技术和条令进步得那么快。它们跨越了法律的范畴并且包括了情报、空间、武力的使用以及中立等问题。尽管我们的军事审判体系为在这个领域制定新的法律和规章提供了部分基础，这些仅有的资源只能将现有的法律进行延伸来覆盖信息战。然而，由于没有明确的法律基础，这种新的战争形式的限制仍然是模糊不清且充满争议的。

网络战士

网络战士的装备并非是科幻小说，而是真实存在的。其研发正在进行之中——“陆军科学技术计划”是其中的一部分——包括了多传感器辅助技术、数字化战场通讯、智能地雷、精确弹药、夜视以及集成的多媒体信息传输。这些系统从实验室进入战场已经只是时间问题了。网络战士通过各种调制好的工具，几乎能自动提供有关战斗环境的最大化的信息。作为继承后的能力，该装备能够收集、处理、分析以及阐明对任务关键的信息。孙子曾经所说的“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在今天看来就是指战场环境的感知。

等级分明的组织是工业社会的标记之一。对工业社会的创新要有所反应这一需要造就了等级社会。这个有力的结构对于维持严格的组织与和谐的纪律而言是必要的。军队比其他任何组织都更需要有力的指挥结构来执行其有组织的暴力这一独特的任务。很明显，秩序和纪律是职业军队——尤其在战斗中的特点。

未来学家预言在信息时代社会行为会有明显的转变。在一些预想的情况中个人成了中心——个性化成为了未来社会互动的通用要素——世界成了“多中心且多功能的”。“我们在数字社区里进行社交，物理空间已不重要，时间起到的作用也不同的。”Frederick Franks将军于1994年在美国陆军协会发表的演说中声称“由于信息数量迅速增长，并且更多的人能够得到信息，等级化的组织向网格化演变，权力也更多地转向个人和团体。”

军队领导现在面临的挑战是要将不同的利益和各种私人情绪进行整合。武装力量传统的合作性正在被个人主义这一趋势所影响。对军队而言，要在战争中赢得胜利，就必须有着共同的目标。军队是建立在团体利益高于个人利益这一“团队理念”之上的。当个人怕坏团队的完整时，个人的破坏力是如此巨大并会因此而威胁到任务的成功。

现在只要敲击键盘，输入一个电子邮件地址，人们就能轻而易举地绕过正常的层级。言论自由这一民主原则一旦趋于极端，就会破坏现有渠道的有效性（总统页右一个网络地址，这样任何人就能在任何时候、任何地点给他发送讯息，而这些讯息都是没有经过过滤和编辑的）。不过在信息时代指挥链是否仍有必要？为了取得战斗省力，等级组织必须在军队中存在。不过如果中央政府不复存在的话，军队结构是否还会存在颇是个问题，因此也有些人预见有一天传统的指挥和控制会变得过时。但是统一指挥——这一在任何胜利的战争中都未曾变过的要素——绝不能被舍弃。因此，需要更严格的纪律来维持统一指挥和控制。

训练和条令

信息化技术塑造了新型训练。科技发展水平令训练在不影响其效果的前提下提高了效费比，有可能还能提高训练质量。

21世纪美国坦克部队的指挥将更多地在虚拟世界而非现实世界中开展训练。结果是士兵们的准备会更充分——集成在他们车辆中的计算机模拟器让他们能在战斗前的几个小时进行模拟演习。

陆军正在使用了高技术的战斗实验室中模拟未来战场中不同元素的复杂的互动过程。陆军在1994年秋天进行的名为“亚特兰大决心”的演习中，为训练和实验使用了真实、虚拟和结构模拟。这一方法积极有效，并且自那以后，战斗实验室开始参与对资源配置和武器才办的决定进行调整并由此得到了红利。

未来的高科技军队会更小型化，但同时功能强大并且专业化。在未来的二、三十年内，行政组织会趋向于没有中间层级存在的直线指挥。军队会有训练良好、技术娴熟的技能型战士组成，他们将能对先进的电子机械进行熟练的操作。

信息时代的冲突不但在数量上不会减少，暴力性也不会降低。相反地，工业时代和信息时代中间的过渡时期可能会更混乱。一旦投身战争，网络战士会和他们的前辈一样凶猛。信息将增强他们在战场上的战斗方式。未来展示一旦知道了对手的位置和战斗环境后，将能快速地展开侧翼包抄和激动。由于掌握了信息时代的武器，他们能与敌人进行快速且具有决定性的交战。

信息作为新一轮军事事务变革的催化剂，相关条令和组织也必须有所变化。技术让革命性的创新能应用到战争中去。不过为了保持它们的威力并确认它们作为战略和战役武器的价值，需要对由条令支持着的组织结构有所调整，条令要清楚地阐明技术创新在战争中各级的有效使用和合适使用。过去的冲突要求洞察过去的技术是如何帮助取得战争胜利的。有一点看来一直没有改变——充分挖掘技术创新的潜力并形成条令是个艰苦的过程。然而，尽早规划出条令对信息能力的使用而言是很重要的。条令中包含的组织结构能保证信息时代武器的按序部署和有效使用。

在战略层面，美国寻求获得、使用及保护信息来为国家目标服务。使用和保护的部分包括经济、政治和军事。文化和社会信息业被要求用来为美国的利益和战略目标服务。在战役层面，信息战包括了对信息的进攻或防守以及使用。由于信息对友军和敌人一样重要，目标是阻碍、欺骗、摧毁并对敌军主要信息系统实施进攻。

军事条令是将执行军事任务的最好方法编篡成文。条令中的绝大部分来自于实践经验。现在完善空军条令这一努力正趋于将信息战仅仅作为促进任务完成的一种新工具。由于信息战的经验颇为有限，要形成信息战条令并非易事。信息战条令的制定是对战争各层级中信息的使用可能进行分析。换句话说，除了对信息在较低的战役和战术层级是如何使用的进行研究之外，对其在国家战略机制中是如何使用的进行研究对条令而言也是至关重要的。在所有的情况中，对信息战的进攻本质和防守本质都需要进行仔细地分析。

克劳塞维茨认为“战争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的继续”。当冲突国家不再进行政治对话时，战争便爆发了。如果外交努力不能奏效，战争便是最后的手段了。不过克劳塞维茨的观点在信息时代仍然有效吗？他强调的是战争和政治在工业时期的关系。21世纪的敌人有可能像克劳塞维茨描述的战争迷雾那样令人难以捉摸。当传统国家让路给跨国利益集团时，军队战斗的对象又将会是谁？在未来的20到30年内，武装部队将会面临各种各样的威胁，这些威胁来自于从发到国家到恐怖分子那样的非国家对手。在战争中，了解对手是紧要之事。因此，未来的条令一定要在战略上体现出灵活性。在越南，战略轰炸对改变事件的进程几乎没有起到作用。这个教训很重要：对技术的钟爱不能阻碍寻求更有效且更合适的战略对策。

条令和战略必须考虑到国家在未来面对的复杂的对手。威胁的来源涵盖了从与美国拥有者相同程度的信息战能力的强大对手到完全没有高科技能力的对手。
 
 老辣的敌人

海湾战争揭示了信息时代的科技和武器所拥有的效果和威力。一些地区性强国正在寻求对抗精确武器、计算机和天基平台的办法。对任何信息发达国家发动的信息攻击都有可能摧毁其基础设施。将目标瞄准金融、通讯、电力和交通中枢都能严重剥夺敌人发动战争的能力。在理论上，不费一枪一炮便取得了胜利——至少进攻者在心理上已经获胜。在信息战的支持者中，这一场景是最常被论及的。孙子教导我们：“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

在战役层面，信息战寻求的是“通过控制或摧毁敌人使用的信息，扭曲并控制敌人对战场空间的观察，同时给友军部队指挥官提供其所处的战场空间的清晰的场景”。信息被用来在战场限制中摧毁敌人的信息能力，包括对指挥和控制网络的攻击——在面临不确定性时保持认识环境和作出决定的能力——情报工具——预测及判断友军意图和行动的能力。必须在一有机会就摧毁这些关键的节点。

天基系统为敌人提供了强大的指挥、控制和情报能力，甚至强大到有可能与美国的这些能力相当。因此信息战的首要目标是敌人的太空系统。快速、准确地摧毁这些系统是非常重要的。近期的技术和武器发展必须着眼于雅致敌人在空、天领域的感知能力。可能的硬件和软件武器包括反卫星弹药、打击地面基站的精确炸药以及针对计算机和网络发动的软件攻击。一般来说，这类战争包括了对信息节点的电子手段和物理摧毁。

部队能力的加强

先进的武器系统能通过出色的指挥、控制、通讯和情报网络来加强我们的战斗能力。它们在“沙漠风暴”行动中的出色表现激发了我们对高技术系统的钟爱之情。当前，系统在行动中常被用来破坏雷达、侦查通讯和追踪行动。未来科技将能令我们在战场上实施电子限制、探测机动车辆或者个人。

从监视和侦查系统获得有关敌人位置、部署、能力和相关意图的实时或近实时信息能让指挥官了解行动环境。宽带数字通讯系统能担负起链接指挥官与部队之间以及国家指挥当局与全球分布的部队之间的实时指挥和控制的任务。精确定位系统，如由24颗卫星所构成的GPS，增强了武器和传送系统的能力。

作为武器的信息

一场成功的瞄准美国的信息战将会是场巨大的灾难。今天的信息控制权保证了美国以及其盟友免予攻击。政府、军地和工业必须对意在破坏我们活动的企图保持警惕。在战争中，敌人对美国军队指挥部的情报网或者通讯基站的软件渗透将会是致命的。有着这些技术的国家知道要瞄准我们的系统。恐怖组织和跨国机构——包括私人商业部分——也对信息破坏有着强烈的兴趣。

1990年的那次网络攻击是由业余者发动的。由敌对政府或组织资助的专业电脑黑客能进行更大的破坏。并且，如上文所说的，有许多计算机专家愿意将他们的技术卖给出价最高者。由于黑客的舞台是全球计算机和通讯网络，信息攻击者与他们攻击目标之间的距离有可能很远。这点与恐怖分子埋炸弹大不相同。这一行为的隐蔽性尤其具有威胁。

另一个阻碍美国在战争中拥有信息控制权的趋势是军事相关技术在美国以外地区的大量增长。根据一份最近的分析：

……敌人手中的精确导航和图像能侵害到美国部队。天基通讯降低了美国在军事指挥和控制上的优势。隐蔽能力能让恐怖分子策划灾难而不被察觉。

经济实力强大的国家或组织在开放市场上都能自由地买到心仪的高技术。控制这类技术流出美国或者被激进分子后的是很困难的。大部分先进的体系都有合法的民间食用。军方由于经费的下降而更多地转向了商业产品。商业体系的军民两用或者共享以来支持军事行动——尤其是通讯卫星——可能是未来的趋势。令人担心的是它们容易遭到攻击和利用。军队系统在设计时通常考虑了安全性和存活性，民间系统却因为成本问题而没有选择这样做。

“兵者，诡道也，”孙子曾经说过，“故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远，远而示之近。”欺骗是战争的特征之一——在21世纪，欺骗是靠信息来完成的。将目标瞄准信息基础设施来造成错误的信息、迷惑和混乱是目标。结果可能是社会混乱、经济崩溃、决策能力被剥夺以及降低军事行动效果。信息战在战斗中很有用，并且是很有前途的武器选择之一。克劳塞维茨关于“战争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的继续”这一格言在其欺骗行动中仍然适用。

远离了肉体伤害，信息战士使用全球网络能对全世界范围内的信息系统发动攻击。他们的战略目标可能包括偷窃（窃取战略资料）、篡改（在数据库中篡改）、摧毁（抹除经济情报资料）以及消灭基础设施（植入软件病毒）。有了这些手段，信息战士可以将潜在敌人的行动加以扭曲，来迎合美国的政策。

海湾战争彰显了信息技术的决定性效果。以这些能力为中心的新一轮的军事事务变革正在形成。有效的信息战要依靠条令和组织的完善来充分发挥其潜力。在国家层面，对敌人发动信息战能帮助国家在使用前达成其政策目标。在战役和战术层面，它使敌方基于信息的系统实效，让其军队陷入迷惘之中，令美国部队在战场上赢得全面的优势。

不论这样的战争对于技术先进的敌人如何的致命，它的使用都必须是合法的且谨慎的。信息战并不是所有冲突中的万能药，同时也不可能在战争中替代武器。正如过去一样，了解自己的敌人并且知道如何能够最好地打败它是非常重要的。历史已经告诉我们，将先进的技术用在不恰当打击中心上是白忙一场。因此，信息战的目标必须是客观有效并且经过精挑细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