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学第一天，学生们带着户口簿到学校核对身份。附加在户籍上的教育、社保等政策成为打破二元结构、户籍制度改革的巨大障碍

　　我国现行的户籍制度，像一道无形的鸿沟，把城乡居民分割开来，是统筹城乡发展的障碍之一。此次中共十七届三中全会，外界对户籍制度方面的政策能否取得较大突破较为关注，也饱含期待。那此次会有重大突破吗，突破口又将从何处打开？

　　城乡不平衡现状将长期存在

　　与外界期望户籍制度有重大突破不同，国家统计局原局长李德水认为，我们不可能在一夜之间将这一鸿沟填平。全国政协社会和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孙明山，对户籍制度有着深入的研究。他指出，户籍制度改革本身并不复杂，但附加在户籍制度之上的相关社会经济政策以及由此形成的社会利益分配格局却是复杂的。单靠统一城乡户口登记制度，并不能完全改变我国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现实，我国城镇和农村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的现状还将长期存在，与之相应的社会管理差异也将长期存在。

　　要清理附加在户籍上的政策

　　在孙明山看来，改革户籍首先需要逐步剥离现行附加在户籍制度上的社会管理和社会保障政策。他建议中央和国务院有关部门，对社会保障、计划生育、义务教育，特别是农村土地承包和集体经济收益分配等与户籍制度改革相关的现行法律法规政策进行一次全面清理，逐步剥离现行附加在户籍制度上的社会管理和社会保障政策。凡条件成熟的，抓紧调整相关政策，并按程序修订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暂时不具备条件的，建议由有关主管部门研究提出适应户籍制度改革要求的过渡性政策措施。

　农民变市民可用土地换社保

　　我国农民工是城市贡献者，有权享受与城市居民同样的公共服务。如果长期感觉受到歧视，他们就会演变为城市稳定发展的破坏者。国家发改委副主任朱之鑫在9月明确表示，将加大大中城市户籍制度改革，探索在城镇有稳定职业和固定居所的农民登记为城市居民的办法。

　　在具体实现的路径上，全国工商联常委刘迎霞建议，在自愿的基础上，让那些在城市具有稳定就业和基本住所的进城农民和直系亲属，获得城市户口并采取社保换土地的方式，通过为这些群体提供等同于城市居民的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让他们放弃在农村的承包地和宅基地。

　　发达地区可以率先取消户口

　　国家发改委原副主任刘江常认为，应允许和鼓励根据当地实际情况探索新的管理模式。发达地区可以率先取消户口，实行城乡一体的居民居住地社会管理制度，保障城乡居民的自由迁徙权。

　　孙明山也表示，要坚持分类指导，兼顾不同地区的特殊性。既要积极，又要稳妥，既要确保基本政策的全国统一，又要兼顾各地的不同情况，特别是城市的综合承受能力，给地方一定的自主权。比如对北京、上海、天津、广州、武汉等人口压力较大的特大城市，应允许其在一定时期内实行适度从紧的户口迁移政策，有计划、分步骤地满足群众的落户愿望，防止人口过度膨胀。

　　户改

　　纠正无用论 警惕万能论

　　国家统计局原局长李德水认为，当前是户籍政策改革的一个契机。《国家汶川地震灾后恢复重建总体规划》中提出，“鼓励规划区长期在外地务工经商的农村人口及其家庭成员，转移到就业地安家落户，就业地应当在居住、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方面予以当地居民的同等待遇。”

　　他建议有关部门坚定不移地推进落实。这件事办好了，可起到重要的示范作用。如果连这30来万家园已经被地震毁坏了的农民工，在国家政策支持的条件下，举家转移到就业所在地尚且办不成，那么其他人就更无从谈起了。

　　但孙明山同时提醒，户籍制度改革要坚持正确引导，积极争取群众的理解支持。既要纠正户籍制度改革“无用论”，又要警惕户籍制度改革“万能论”，消除对当前户籍制度改革的过高期望，为改革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据南方都市报

　　相关背景

　　破城乡二元结构旧体制正当时

　　国务院日前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的专项报告显示：2007年全国农民人均纯收入实际增长9.5％，为1985年以来增幅最高的一年；同期，城乡居民收入比扩大至3.33∶1，绝对差距9646元，为改革开放来差距最大的一年。

　　中国社会学研究会会长陆学艺分析说，从生产能力看，中国已达到人均3000美元左右的中等国家水平；而从收入主体看，中国还是以低收入的农村人口为主，具有人均500美元左右国家的典型城乡人口结构特征。

　　两组指向相反的数据折射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深层次矛盾：城乡二元结构仍没得到根本改变，改革正当其时。

　　纵观世界经济发展规律，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发展壮大，离不开劳动力、土地、资金等发展要素的“净流入”。而受二元社会结构和传统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影响，我国农村的发展要素长期处于“净流出”状态。

　　劳动力净流出——以青壮年劳动力为主体的2亿多农民进城务工，其积极作用是增加了农民收入、促进了城市化进程，但也使农村出现“三化”现象，即农民兼业化、农村空心化、农业弱质化，导致农业粗放经营。

　　土地价值的流出——据中国城郊经济研究会调查，由于土地长期计划征用，土地用途转变增值的收益分配中，政府得60％至70％，村级集体组织得5％至30％，农民只得到5％至10％。

　　农村资金的流出——随着县域银行营业网点和信贷功能收缩，在农村吸收的金融资金通过上存，流向城市、企业和大项目。农村邮政储蓄机构一度只存不贷，形成巨额资金“漏斗”。

　　上述“三要素”的流出，加剧了城乡社会矛盾。正是带着深深的忧患意识，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记者招待会上说，如果我们懂得了农业，也就懂得了“穷人的经济学”。因为没有农村的小康，就不会有全国的小康。城乡二元结构须根本改变。据新华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