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遼寧沈陽市民溫洪祥向市財政局、市審計局和市政務公開辦等部門遞交了一份申請表，要求公開辦公費、招待費等財務賬目。沈陽市政務公開辦相關負責人說，政府部門財務信息極其敏感，難度極大，這個公開可能不會一蹴而就，結果可能不會太樂觀。（11月17日《人民日報》）

　　應該說，在信息化日益發達的互聯網時代，政府信息公開的程度、方式，都是衡量一個國家民主與法治發展程度的重要標准之一。從這一新聞中，我們欣喜地看到，從市民主動要求政府部門公開信息，尤其是要求公開困擾於群體心頭的敏感信息，這實是一個重大進步，因為這意味著我國政府信息公開的一大趨勢：政務信息的公開，必須從目前作為政府部門一種“社會承諾”，轉變成為公民獲知相關政務信息的一種權利。

　　但也正如沈陽市政務公開辦相關負責人所言，政府部門財務信息又極其敏感，難度極大，結果可能不會太樂觀。對此，我十分理解，這些涉及政府部門比較敏感的信息，如公開辦公費、招待費等，公開難度之所以如此之大，也許是困於目前我國信息公開機制的尚未健全，而所謂的政務公開又往往成了某些官員嘴角的空談，成了一種擺設。

　　雖然為了進一步保障政務信息的透明公開，2008年5月1日起施行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信息公開條例》，但從“條例”二字就可看出，這僅僅是政府部門的“一個承諾”，政府部門成了一個站在自身立場上的政務信息施予者。正是礙於這樣的現實，政務公開准則無異於—種政府的辦事制度，而圍繞這一“承諾”或“辦事制度”，政府向社會公開什麼，不公開什麼，怎樣公開，公開的范圍等等，都由政府部門自己“自語自說”，公眾成為被動的接受者。這應當說是當下“政府部門財務信息極為敏感而難以公開”的主要原因。這種現實，與1966年以前的美國極為相似，信息自由公開需要一個發展過程，不可一蹴而就。

　　基於這種現實，我認為，應當由溫洪祥式市民的推動，漸漸將信息公開由一種政府的社會承諾轉變成公民的一種權利。當然溫洪祥這種行為可以更為合理有效，聲張要政府部門公開“敏感信息”，這一方式除了為了滿足公眾知情權外，我想這也應當避免動不動就帶有一種對政府的不信任感，讓信息的公開者與接收者，都成為平等的主體。這樣明顯會明確政府公開信息的“合理動機”。畢竟從目前來看，政府公開信息，更多的一種政府“承諾”，而轉變又配合相關制度法律的完善，這需要一個過程。在尚未有一個合理機制或監督體系的現實下，政府違背這一“承諾”易如反掌。

　　實際上，信息公開制度比較健全的美國，為我們提供了一個可供參看的典范。1966年，美國制定信息自由法，建立了公眾有權向聯邦政府機關索取任何材料的制度，政府機關有義務對公眾的請求做出決定。如果政府機關拒絕公眾的特定請求。它必須說明理由。任何政府決定都可以被提起復議和司法審查。前提是信息自由法規定了信息公開與不公並的標准。如此一來，就十分明確了公民如何去獲知有關的政務信息，並得了法律救濟。

　　所以，政務公開必須在進一步完善相關條例與健全有關法律的條件下，應當從具體的細節入手，配以實質性的操作，這不僅是政府的一個“承諾”，政府部門在政務信息公開上須改變其角色定位。而作為一位公民或納稅人，你得明確自己有權按自己的需要主動向政府部門索取相關的信息，不是一個政務信息的被動接受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