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兆垠
斗转星移，时事变迁，我军踏着国家改革开放的鼓点，在新的征程上走过了30个春秋。
当我们认真审视30年来军队建设的成就与经验时，不难发现，坚持不懈地加强核心军事能力建设是最值得重视的一条。胡主席最近指出，必须以增强打赢信息化条件下局部战争的能力为核心，不断提高应对多种安全威胁、完成多样化军事任务的能力。这就告诉我们，只有具备了打赢信息化条件下局部战争这一核心能力，完成其他军事任务才有充分的能力基础。
加强核心军事能力建设，是军队的历史使命决定的
核心军事能力，说到底就是站在时代军事竞争最前沿的打赢能力。在今天，就是打赢信息化条件下局部战争的能力。这一道理看似简单，然而，在国家日益面临多样化安全威胁的情况下，人们很容易不自觉地放松核心军事能力建设，误读核心军事能力与其它能力的关系。
军队是为了国家安全利益而存在。自军队产生以来，尽管国家所处的安全环境不断发生变化，战争形态因人类社会的不同发展阶段而变化，作战方式方法因科技和武器装备的发展而更新，但准备战争、进行战争、赢得战争，始终都是军队的根本职能，军队建设始终都应围绕提高打赢战争这一核心能力展开。
革命战争年代，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提出我军既是战斗队，也是生产队和工作队，把进行战争、组织群众和建设革命根据地结合起来，为党的目标而奋斗。在“三队”并存的能力建设中，毛主席强调，“人民解放军永远是个战斗队。”就是说，战斗队是军队建设的重心。新中国成立后，宪法规定武装力量的任务是：巩固国防，抵抗侵略，保卫祖国，保卫人民的和平劳动，参加国家建设事业。新世纪新阶段，党和人民赋予我军“三个提供、一个发挥”的历史使命，我军军事战略的视野日益拓宽，所具备的能力日趋多元。值得指出的是，在军队的多元能力建设中，我们党始终要求把提高打赢战争作为军事能力建设的核心。胡主席强调，我军首要的是应对国家被侵略、被颠覆、被分裂的威胁，首要的是打赢信息化条件下局部战争，必须以增强打赢信息化条件下局部战争能力为核心，不断提高我军应对多种安全威胁、完成多样化军事任务的能力。胡主席的这一重大战略思想，具有鲜明的时代内涵，深刻揭示了新的时代条件下军事能力建设的基本规律和重心所在。
历史经验证明，突出核心军事能力建设，必须保持常备不懈，树立准备打仗的思想。今天，我们看到的战略机遇期并不等于战略安全期。善谋者“杂于利害”，机遇总是和危机结伴而行，看不到危机就利用不好机遇。从世界范围来看，在可以预见的未来世界大战打不起来，但局部战争、军事冲突此起彼伏，变异的战争暴力使用方式呈上升之势，作为当代战争重要根源的霸权主义仍在肆虐。就我国而言，大规模的外敌入侵虽可以排除，但引发局部战争、军事冲突和强敌军事干预的隐患始终没有消除。中国希望和平发展、矢志追求和平发展，但不能认为良好的愿望就可以消除战争威胁。古罗马学者韦格修斯有一句经典格言：如果你想要和平，那就准备打仗吧！历史告诉我们，战备越充分，离战争可能就越远，离和平可能就越近，反之亦然。从一定意义上讲，军队没有和平时期，只有战争时期和战争准备时期。我们必须摒弃“和平建军、建和平军”的观念，牢固树立准备打仗的思想，在增强打赢信息化条件下局部战争能力的基础上拓展非战争军事行动能力，在遂行非战争军事行动任务中进一步锻炼和培植打赢战争能力。
加强核心军事能力建设，是各国军队转型中的共同做法
在安全环境日益复杂多变、安全威胁不确定性日益增大的情况下，由“基于威胁”建设转向“基于能力”建设，似乎成了世界各国军队建设普遍坚持的原则。这种能力包括战争行动能力，即打赢战争的能力；也包括非战争军事行动能力，即完成其他军事任务的能力，但核心是体现战争发展趋势、能有效应对战争威胁的作战能力。上世纪90年代初，美国前国防部长鲍威尔，曾把对外使用武力区分为：战争行动和非战争军事行动。随后，欧、日也相继使用了这一概念。不过，美军对非战争军事行动定义的内涵外延很模糊。其中包含全面打击恐怖主义、制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海外维和、灾难救助等，也包含类似上世纪80年代美军空袭利比亚那样的“外科手术打击”、“定点清除作战”。其目的不过是要以非战争军事行动为幌子，掩盖推行霸权主义行径的侵略面目。
在这一模糊的概念下，有些国家借发展非战争军事行动能力，实际是提升战争行动能力。比如日本和德国的军事转型，就存在这样的倾向。德国以建立轻装、机动、快速反应的国际干预军事力量为牵引，重点发展模块化的联合部队，研制和购买侦察卫星、通信卫星、无人机、精确制导武器，以及适于海外行动和持久作战的武器装备和后勤保障系统，其信息化条件下的整体作战能力大为增强。日本为突破和平宪法的限制，打着发展海外维和等非战争军事行动的旗号，建造大型直升机、驱逐舰，引进第四代战机、加油机、远程运输机，其远洋联合进攻作战能力大幅提高，不仅能维护所谓“一千里海上生命线”，而且能对周边国家形成军事威慑态势。
美国等西方国家始终坚持把发展打赢信息化战争的作战能力作为军事能力建设的核心，只是把非战争军事行动能力视为作战能力的延伸和拓展。美军强调通过一定的机制和专项训练，将部分作战能力转化为非战争军事行动能力，而不是在作战能力之外另起炉灶发展非战争军事行动能力，更不是以非战争军事行动能力建设来冲击或取代作战能力建设的核心地位。其实，美军在2006年版《联合作战纲要》中，已经不再使用非战争军事行动概念。美国国防部新版《四年防务审查报告》提出了10种军事能力需求构想，包括情报、监视、侦察和太空能力，联合指挥与控制能力，联合地面行动能力，联合空中行动能力，联合海上行动能力，联合机动能力，特种作战能力，灵活威慑能力对付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能力，以网络为中心的行动能力。美军的这一军事能力需求体系，基本指向就是发展信息化条件下的联合作战能力，谋求相对于其他国家的信息化联合作战能力的绝对优势。
加强核心军事能力建设，重在用军事战略方针统揽全局
核心军事能力随时代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而变化。同时，一支军队核心军事能力的战略定位，又集中表现在这支军队的军事战略方针上。抓核心军事能力建设，关键是用军事战略方针统揽全局。改革开放30年来，我军军事战略方针经过三次大的调整，每次调整都提出了核心军事能力建设的方向。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与此相适应，国防和军队建设也进入新的历史时期，军队建设的指导思想发生了重大变化，军委依据当时的形势，适时修正和调整了军事战略方针，提出了建设一支强大的现代化、正规化革命军队的总任务。1981年在华北地区举行的军事演习活动中，邓小平指出，“必须把人民解放军建设成为一支强大的现代化、正规化的革命军队”。上世纪80年代中期，党中央和中央军委根据对战争与和平关系的新判断，作出了我军建设指导思想实行战略性转变的重大决策，这一转变的根本指导思想，使军队从“盘马弯弓箭待发”的临战状态解脱出来，转入和平时期建设轨道，能够集中精力进行长远谋划，确立国防发展的长远目标，形成新的发展思路。要求人民解放军在服从国家经济建设大局的前提下，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现代化建设，减少数量、提高质量，立足于主要应付可能的局部战争和军事冲突，加强军队打赢战争的能力。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世界战略格局发生重大变化，加之以信息技术为标志的世界新军事变革迅猛发展，特别是1990年海湾战争的爆发，标志着战争形态开始发生新的变化。为了适应这种世界性政治和军事形势的变化，在1993年初的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江泽民根据国防和军队建设实际情况，主持制定了新时期军事战略方针，要求把军事斗争准备的基点放在打赢现代技术特别是高技术条件下的局部战争上，加速人民解放军的质量建设，提高应急作战能力。为贯彻新的战略方针，江泽民又于1995年提出了军队建设要实行“两个根本性转变”的战略思想，即“在军事斗争准备上，由应付一般条件下的局部战争向打赢现代技术特别是高技术条件下局部战争转变；在军队建设上，由数量规模型向质量效能型、人力密集型向科技密集型转变”。新时期军事战略方针和“两个根本性转变”的提出，是1985年我军建设指导思想实行战略性转变的深入、继续和最终实现。由此，改变了战争准备的基点。在战略目标与战略任务上，强调服从和服务于国家发展战略，保卫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维护祖国统一和社会稳定，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提供强有力的安全保证。以此为指导，人民解放军的核心军事能力建设迈上了新的台阶。
进入新世纪新阶段，世界新军事变革持续发生，中央军委审时度势，进一步充实完善新时期军事战略方针，把我军军事斗争准备的基点放到打赢信息化条件下的局部战争上来。时移法变，势来必乘。胡主席在党的十七大明确提出：我军必须坚持以毛泽东军事思想、邓小平新时期军队建设思想、江泽民国防和军队建设思想为指导，把科学发展观作为国防和军队建设的重要指导方针，全面加强、协调推进军队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贯彻新时期军事战略方针，加快中国特色军事变革，做好军事斗争准备，提高军队应对多种安全威胁、完成多样化军事任务的能力。国防和军队建设指导方针的调整，适应了当前国内外形势的新变化，提出了加强军队核心军事能力建设的新的着力点，为开创国防军队建设新局面指明了方向。
加强核心军事能力建设，为完成多样化军事任务奠定基础
党的十七大对我国安全环境面临多种威胁的科学判断，是对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安全形势的总评估、总判断。对于军队来说，最重要的还是应对涉及主权、领土和国家根本利益的战争威胁。完成多样化军事任务，是对我军今后一个长时期内总任务的规定。在多样化军事任务中，打赢信息化条件下局部战争还是重中之重。对这一重要任务有能力能够完成好，其他任务就可以迎刃而解。同时还要看到，多样化军事行动，不只是指非战争军事行动，今后的战争行动也是多样化的。
自冷战结束后，国际战略力量处于失衡状态，非传统安全问题日益凸现，加之人类环境恶化，新技术在给人们带来光明时也投下了诸多阴影，我们国家尚未完全统一，地缘政治环境日趋复杂，民族分裂势力仍很猖獗。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并存将会持续相当长的一个时期。非传统安全威胁强度虽不如传统安全威胁，但发生更频繁，表现形式更复杂，对国家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已经构成常态性冲击和直接的挑战。传统安全威胁，说到底是一个生存问题，应对不及时、处置不力，就有可能导致国家主权丧失、国家被肢解、国破家亡的危险。军队作为保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武装力量，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应把主要注意力放在应对传统威胁上，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安全、领土完整，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重要力量支撑和坚强安全保证。同时，我们应该看到，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有时相互交叉和重合，有时相互促进和转换。因此，军队在把主要注意力放在应对传统安全威胁上的同时，还应高度关注非传统安全威胁。
安全威胁的多元化带来了军事行动的多样化。我军的历史使命要求我们既要维护国家生存利益，又要维护国家发展利益；既要维护领土、领海、领空安全，又要维护海洋、太空、电磁空间安全，以及其他方面的国家安全；既要维护国家安全稳定，又要积极参与国际和地区安全合作、联合国维和、国际反恐、国际人道主义救援等，为维护世界和平贡献力量。这就是说，军队完成多样化军事任务，既有战争行动也有非战争行动。根据国家主权和安全第一的思想，我军必须坚持突出“战斗队”的核心职能，任何时候都不能偏离“打仗”这条主线。
与此相关联，必须注意现实安全需求与长远安全需求的平衡。综合分析我国的安全形势，既有远虑又有近忧。近忧是事件，远虑是过程。危急事件一般来说，容易引起人们的重视，但事件过后往往放松思想警惕。军队转型，要以长远安全需求来牵引，而不是以事件来牵引。这就要求军队转型要着眼长远发展，加强战略规划，周密制定远中近期相衔接的规划计划体系。不仅要明确当前建设的近期目标，建设的重点和切入点等，还要明确长远发展的中远期目标，明确实现这一目标的关节点、发展阶段、建设的方法和步骤、以及调控的措施等，科学运用相关的人力、物力、财力等重要资源，努力形成以长远发展带动当前建设、以当前建设促进长远发展的良性发展态势。
围绕提高核心军事能力，科学统筹军队全面建设
军队建设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包括教育训练、组织编制、后备力量、思想政治、武器装备、综合保障等等，其根本目的都是使军队具备全面履行使命任务的能力体系。新军事变革实质上是持续的军事创新过程。紧紧围绕加强核心军事能力，统筹各项建设，就是要协调装备发展，编制体制改革、教育训练和后勤保障模式的转变等。
——结构决定功能。军队转型是系统的改变，重在以功能谋求新的结构。就是说，编制体制改革要以提高核心军事能力为基本依据，兼顾完成多样化军事任务的结构需求，健全完善联合作战指挥体制、联合训练体制和联合保障体制，以及与之相适应的作战力量结构和模块化部队编组。
——训练场连着战场。教育训练转变应以信息化条件下联合作战为重点，大力发展联合训练手段，拓展联合训练内容，提高联合训练质量，重点培养适应联合作战需要的指挥人才、参谋人才和专业人才，兼顾完成反恐、维稳、援建、抢险、救灾等任务的需求。
——新军事变革是认知领域里的革命，需要充分发挥政治思想工作的作战功能。应围绕打赢信息化条件下局部战争，塑造大批具有战略视野、先进理念、科技素养和过硬军事技能的复合型军事人才，大力培育战斗精神，增强奉献意识和打赢的信心决心，兼顾完成多样化军事任务中的思想动员和心理疏导。
——武器装备发展要以打赢信息化条件下局部战争的需求为牵引。围绕核心军事能力，突出发展适应信息化条件下联合作战的一体化指挥、侦察预警、远程打击、战略投送、网电对抗、远海防卫、立体攻防、精确保障等装备体系，同时兼顾发展工程、防化、防暴、救援等装备。
——保障力是战斗力的重要内容。核心军事能力，要求加强核心保障能力建设，包括力量投送能力，适时、适需、适地、适量的军地一体化综合保障能力建设。
毛主席在指导革命战争的实践中，提出了一个重要的指挥方略，即要依据战略重心部署战役，依据战役中心部署战斗。重心就是枢纽，就是纲。同样，在军队多种能力建设中，核心军事能力就是重心，就是纲。只有始终不渝地瞄准提高核心军事能力搞规划，围绕主要任务抓统筹，才能纲举目张，科学发展。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不同国家、不同时代，核心军事能力的具体内涵不同，并且随着国际国内战略形势、军队职能任务和军事战略的变化而不断发展，具有鲜明的时代特性和本国特色。只有用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和根本立场，才能正确看待和深刻理解军队核心军事能力的本质内涵和发展特征，切实遵循核心军事能力建设的规律，妥善处理好全局与局部、核心与外围、重点与一般的关系，在全面提高我军应对多种安全威胁、完成多样化军事任务能力中，推动核心军事能力建设走向常态化、制度化、正规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