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国家安全凶险交织 军人须有强烈忧患意识
来源:解放军报 更新时间:2012-04-15

    马恒辉

    一段时期以来,对非战争军事行动的研讨吸引了人们关注。非战争军事行动能力与核心军事能力不是非此即彼,前者的日益频发,不会改变军队能力的排序。需要注意的却是,对核心军事能力建设的最大干扰,不是非战争军事行动多了或少了,而是忧患意识的丧失。结果,忧患意识像“狼来了”的口号一样,成了时髦的口头禅,而无法付诸行动。忧患意识淡化虽是个老话题,但它对核心军事能力建设所产生的破坏和阻碍,远远大于其它干扰。因此,忧患意识成了永远无可回避的话题。今天发表的这篇文章,就是针对这一点有感而发,希望能为这一话题增添新的思路。——编者

    今天,人们对核心能力建设的重要性已达成共识,但核心能力建设的动力来自哪里?纵观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并未使世界从此太平,各种不确定因素以非传统的面目出现,新的矛盾和挑战接踵而至,可预见和未可预见的风险交织。军队的特殊地位,要求军队宁可把风险估计得足一些,切莫因疏于戒备而在危机面前手足无措。可实际情形却是,形势一好,忧患意识就滑坡,失去如履薄冰、如坐针毡、如临深渊的危机感,淡化了“随时准备出动”这个军队行为的基本准则。

    强烈的忧患意识,是军人与生俱来的品质,更是天职所系、使命所需

    忧患意识即使在今天,使用频率也不低。但是,它常常被放在口头上。人们在现实生活中感受的是什么呢?

    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经济建设的成就举世瞩目:外汇储备世界第一,外贸总额世界第三,经济总量世界第四,综合国力显著增强,国际地位不断提升,无人能阻挡中华民族的强势崛起;

    和平与发展浪潮奔涌,大规模战争离我们渐行渐远,经济发展所带来的物质文明,使人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憧憬和平,而现代战争特别是高技术战争的巨大毁灭力,常常使人恐惧战争,回避战争;非战争军事行动日益频发,军队使命任务在拓展,一些人陷入误区,以为军队能力的排序在改变,作战能力的位置在后移……

    这似乎告诉人们,我们已进入太平盛世,可以高枕无忧了。

    然而,认真分析当今安全形势,不难发现,我国所面临的困难和风险是现实的:宗教极端主义、国际恐怖主义和民族分裂主义“三股恶势力”,蓄意制造分裂、恐怖事件,其破坏活动从未停止;南海诸岛礁主权争端并未平息,东海大陆架归属及油气田开发划界分歧未消,部分边境领土划归谈判尚无结论;世界经济在衰退,我国在金融、能源、海外资产、援外劳工、海外市场等领域安全问题和遇到的挑战愈发凸显;国际战略通道海盗猖獗,我国海上运输险象环生;西方反华势力,把迟滞、遏制中国发展,阻止我和平崛起作为共同目标;战争形态信息化,下一次战争提前在外空、电磁、网络等非传统领域展开……可以说,国家安全不是无忧无患,而是凶险交织,既有急流冲击,也有暗潮隐涌。军人必须头脑清醒,重温使命,唤起自己的忧患意识,确立新的国家安全标准,制定排忧制衡方略。这已经成为新世纪维护国家安全、确保经济长期持续发展必须面对的重大现实课题。

军队最大的忧患莫过于忧患意识的丧失。假如我们失去忧患意识,就会荒于对事业的追求,进而满足现状,不思进取,不敢开拓和冒险

    忧患意识,即人们应有的防患于未然的清醒与理性警觉。它来源于自觉的危机感和使命感,表现为无所畏惧的坚定意志和卧薪尝胆的奋发精神,是一个民族自强不息、不畏强敌的主体思维以及由此焕发出来的昂扬向上、积极进取的精神风貌,是推动军队核心军事能力建设的永不枯竭的思想动力。世界上任何一支有作为的军队,都不会在国家安全面前心存侥幸。相反,始终保持着对可能威胁的高度戒备,没有丝毫懈怠。“

    忽视历史的民族是肤浅的,不懂历史的军队是无力的”。忧患意识建立在对民族历史的深刻认知基础之上,是军人生发危机感的底蕴。倘若对历史文化知之不多,对世界主要国家崛起的历史及本国近代史的了解肤浅,甚至连本民族的屈辱史都不甚了了,那么,忧患意识也就失去了生存“土壤”。显然,爱国主义教育必须强化,教育内容要与国家兴衰史紧密结合,以鲜活、生动的史实启迪人们了解过去,反思现实,思考未来。

    长期的和平环境,人们爱听利好消息,喜欢歌舞升平,无论风险多么现实,在潜意识里也会反感或回避,结果是对忧患熟视无睹。这种情绪,随着和平期的延长而蔓延。这个周期越长,忧患意识衰减度越大,“当兵打仗、带兵打仗、任期内打仗”的意识日渐淡化。在这种情绪的渲染下,安逸享乐有了市场,追逐名利风气盛行,形象工程左右决策,成为难以破解的迷思和顽症。这便应验了一位伟人的名言,“太平景象最能带来的一种危险,就是使人高枕无忧,而保持适当的疑虑却是防患于未然的良方”。所以,哈佛商学院教授理查德·帕斯卡尔说:“21世纪,没有危机感是最大的危机。”

    对忧患的理解,不能始终停留于意识层面,只有对其本质的深刻认知,才能防止定位偏差

    历史反复证明,国富不等于国强。作为发展中国家,经济愈发展,愈需要强大国防提供安全保障。如果说发展是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那么,安全保障就是确保发展的第一要务。哪里有发展需求,哪里就有安全呼唤;国家利益拓展到哪里,军队提供安全的使命就延伸到哪里。当代,国家利益之争不再局限于领土、领海和领空。只有树立符合时代的“大安全观”,提升与国际地位相一致的战略能力,方能实现国家利益安全的最大化。

    我国自1993年成为石油进口国15年来,目前已是世界最大石油进口国之一,大量的石油运输通过马六甲海峡,在每天通过该海峡的所有船只中,近6成属于中国。一旦马六甲海峡及其他战略通道遭遇封锁,就可切断从中东到亚洲的整条运油航线,正如有人形容的那样——关闭该地区的石油“阀门”,就像抽掉巨人身上的“营养管”。应当承认,我国还不具备确保海外能源、投资安全的能力,也难以保证战略通道不受外力袭扰。现实让我们切身感受到风云骤变的如雷潮声,看到与对手战略能力的巨大落差。在“丛林法则”盛行的国际竞争面前,强大就是公理,实力就是尊严。时不我待,我们只有奋起直追,提升我军快速反应和战略处置能力,才能在危机面前处变不惊,进退自如。

    “无备则生忧,忧存则生患”。忧患源于防而无备,哪里有忧患,肯定是因为那里戒备松弛。防患之根本在于有备。强化忧患意识的关键在于,如何从现实威胁中找到排忧解患的良方妙策,真正具备消弭忧患的物质手段。2008年美国军力报告称,“中国若要打败一个中等规模的对手,至少需要几年时间扩充军备,在2015年前不具有对远地发动与维持小型战斗的能力,10年内也无法对远地发动与维持大型军事行动”。

    历史的教训太深刻!1840年鸦片战争,大英帝国仅凭16条军舰、4000名陆军就迫使满清政府签订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后来的《马关条约》、《辛丑条约》更使中国蒙受奇耻大辱。西方列强欺凌宰割旧中国靠的是什么?就是坚船利炮。今天,虽然中国的国防日益强大,但在高尖端武器发展上,仍然落后于发达国家很远。仅举一例:美军的F-22猛禽隐形战斗机,能在500公里内发现1平方米的目标;与F-15、F-16对抗,创造了击落“敌机”144架而自己无一伤亡的“神话”;两架F-22对抗竟相互发现不了对方,其战技性能和隐形效果可见一斑;F-35“闪电II”联合攻击战斗机,目前也已完成试飞。同时,美军成功研制出时速5000公里的飞行器,若能转化为作战平台,势必对战争形态造成新的冲击,引发新一轮作战变革。无独有偶,去年9月,俄军成功试爆真空航空炸弹,其能量超过原子弹和氢弹。强化忧患意识要有世界眼光,在横向比较中感受危机。

    战争胜负决于战场,但决定胜负的环节却隐藏于平时的竞争之中,直接表现是武器装备的研发速度和质量。这些,取决于一个国家国防工业的发展规模和创新能力。应对潜在威胁的策略不能太宏观、太笼统,必须清晰而具体,把意识物化于现实,将观念转化为行动,用看得见摸得着的硬实力,把忧患变成有战略支撑的从容与自信。

建设与国家地位相称、能够在多领域履行使命的现代化军队,是根本消除隐忧的务实之举

    当今世界,军事大国无不把建立强大的战略空军,作为抢占军事制高点的首选目标。继美俄之后,近年印度提出“建设面向21世纪的战略空军”,韩国制定了《战略空军发展建设规划》,许多不甘落后的国家,纷纷摒弃了空中力量单纯支援的辅助型思维。如何顺应时代,把空天一体、攻防兼备、以空制海、以空制地作为空军建设的目标,已经提上议程。其力量构成向航空航天、防空防天和信息作战拓展,行动范围力求涵盖领陆、领空、领海,以及有资源开发权和管辖权的海洋与国家利益涉及的其他领域。

    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对海洋权益的争夺日趋激烈,拥有强大的远洋海军,不仅是大国强国的象征,而且是履行使命任务的迫切需要。随着世界战略格局的调整和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国家利益范畴已不再拘泥于传统概念,应当转变单一“本土防卫”建设模式,加快发展远洋海军,提升应对危机、抗拒风险、遏制战争的能力,保卫我国海洋权益及海上运输安全,确保国家主权和海洋资源不受侵犯。这既是经济建设持续发展之需,更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需。

    作为战略主宰的陆军,无论过去、现在或将来,都将是实现战争终极目标的核心力量。近年发生的局部战争,对陆军发展提出挑战。信息时代的战争,陆军不再是攻城略地,而是通过兵力、火力、电磁力、信息力的广泛机动,在最佳时间、地点形成局部绝对优势,对敌实施突然、精确、综合打击。其战略作用表现为随机反应、快速机动,摧毁对手意志,实现有效夺占和控制。解除国家忧患,陆军建设转型必须适应信息化战争要求,充分考虑国家地缘环境的复杂性,按照应对多种安全威胁、完成多样化军事任务需要,把“力量构成合成化、作战编组模块化、战场感知实时化、指挥控制数字化、综合打击高能化”,作为新型陆军建设的基本方向。

    强化忧患意识不是从口头到口头的传达,空泛的说教会产生“忧患疲劳”,必须有操作环节,靠一系列制度把忧患物化于行动

    失职问责。“领导就是责任、决策就是使命”,为官一任就应振兴一方,否则,就是失职;失职,就要问责。对无所作为、用人失察、谎报实情者要问责,对遇事推诿、决策失误者同样也要问责。一个领导是否履职尽责,标志之一是看其是否果断决策、科学决策,是否具有勇于承担重大责任的勇气。通过问责,让“混日子、守摊子”者无地自容,让得过且过、不思进取者失去生存空间。

    绩效考评。好的政绩考评,可以扭转不良风气。一要防“虚”。防止虚张浮夸、用水分制造的伪政绩;反对急功近利,只求眼前效应,不管事后危害的“负政绩”;杜绝只重当前、不顾长远和脱离实际的虚政绩。二要治“假”。评价政绩要尊重“原生态”,用事实和数据说话,让战斗力指数作证,防止为了考评而考评。三要忌“浮”。杜绝重名利、轻政德,“不顾官兵不满意、就怕领导不注意”的心浮气躁和表面文章;克服重“显绩”、轻“潜绩”倾向,切忌“无过便是功”,不冒风险,敷衍了事。通过考评,对勤政廉洁、求真务实者褒奖重用;对碌碌无为、弄虚作假者追究查处,营造甘于奉献、争创实绩的浓厚氛围。

    渎职惩戒。上岗不履职,在位不尽责,决策多失误,乃典型的渎职表现,必须对其实施惩戒,以严明赏罚,不能干好干坏一个样。无论身居何职,都应把履职尽责作为第一追求,保持敬业、精业、勤业精神和昂扬状态。惩戒渎职可以把领导干部的精力引导到干正事上来,引导到真干实干抓落实上来。通过严惩渎职,把素质能力、精神状态、工作效率、政绩成效置于阳光下,鞭策领导干部奋发进取、创新有为。

    择劣淘汰。优胜劣汰是选拔人才最有效的机制。通过竞争规则,选拔优秀人才,将才华匮乏、能力平平、境界低下者淘汰出局,让政治坚定、思维超前、学术领先、能力出众者脱颖而出。“非常之业用非常之人”,加强核心军事能力建设,就要不拘一格用人才,讲年龄而不唯年龄,讲学历而不唯学历,标准是“讲德才、重能力、看实绩、凭勤廉”。要特别防止优秀人才遭冷遇、受排挤、被打压,甚至被庸劣者“逆淘汰”。把“能力低下、政绩平庸、品行操守恶劣、测评末尾”等作为择劣淘汰的基本遵循,切实做到用人唯贤,赏罚有据,褒奖有道。

    危机管理。只有对风险来源有特殊的敏感,善于提前采取措施防患于未然,才能在危机真正来临时,使损失降到最低限度。应当加强危机预测及管理研究,组建相应的行为机构,制定行动预案,提高遏制危机、抵御风险的能力。危机管理贵在持续性,具备连续防范危机的能力,不能因为一次危机的化解,就把戒备忘在脑后,那样的话,下一次更大的危机很快就会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