２００８年可谓“网络问政”年。官员们纷纷变身“网络红人”，互联网改变了中国的政治生态环境。专家们对网络问政肯定的同时也指出，要防止地方政府的形象工程，应把网络问政常态化、固定化和制度化。

    ■政界变革年终盘点 网络问政篇

    ■本报记者 胡亮

    ２００８年可谓“网络问政年”。６月２０日，胡锦涛总书记与强国论坛网友聊天，更以一种前所未有的特殊方式表明了国家对于网络民意的尊重和重视。网络的积极、正面作用持续加大，已在政治生活中发酵、升温，越来越多的官员开始主动借助网络征询民意、汇聚民智。“与网民在线交流”、“官员开设博客”、“开通省市长电子信箱”……一股“触网”新风正在各地党政系统蔚然兴起。

    《第２２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６月底，我国网民数量达到２．５３亿人，宽带网民数达到２．１４亿人，跃居世界第一。随着网络的日益普及，互联网在中国民众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中扮演着日益重要的角色，成为中国公民行使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的重要渠道。

    官员们纷纷成“网络红人”

    “古有微服私访，今有网络问政。网络问政为各级官员塑造形象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机会。”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毛寿龙教授在接受中国经济时报采访时表示，网络问政有利于官员与民众更好地交流，民众可以更直接、更便捷地表达自己的想法。各级官员也省去了“微服私访”的繁琐，可以更全面、快捷地从新的信息渠道获取信息。

    “官员们也需要‘粉丝’，需要有良好的政治基础，才可以更好地实施政策，并有效执行。”毛寿龙表示。

    随着电子政务的逐步推进，越来越多的中国官员将“办公室”搬到了网上，通过网络对话、电子信箱、开博发帖、网络专栏等多种方式架起与群众沟通的桥梁。开始与普通老百姓平等地以网民相称。

    ２００８年春节期间，广东省委书记汪洋和省长黄华华，向网民拜年；４月，海南省委书记卫留成做客新华网；５月，江西省委书记苏荣通过网络，就江西的发展向全国求计问策；７月，河南省委书记徐光春与网友交流；８月，宁夏回族自治区主席王正伟开通“主席信箱”，江西省省长吴新雄开通“省长邮箱”；９月，甘肃省委书记陆浩回复网友留言；１０月，山西省委书记张宝顺回复网友留言；１１月湖北省委书记罗清泉、组织部长潘立刚、荆门市委书记傅德辉、荆门市委组织部长詹永杰与网友进行在线交流；１１月底，浙江省委书记赵洪祝与网民在线交流……

    无论是２００８年６月２０日，胡锦涛主席在人民网与网友的在线聊天，还是温家宝总理在新闻发布会上坦陈自己经常上网了解民意；无论是一些省、市级政府利用网络让网民对本地的发展献计献策，通过网络进行干部评议和政绩评估，还是越来越多的政府官员或实名登录论坛或实名开设博客，诸多频繁成为热点时政新闻的信息显示：互联网不仅已经深刻改变了中国普通民众的生活，同时也开始逐渐改变中国的政治生态环境。

    一种官民沟通的新手段

    在相对虚拟、隐秘的互联网上，很多人平时在现实社会中不敢说、不方便说的话与事，往往都能原汁原味地展现在各级政府官员面前。这些海量、及时、真实的网络原生态信息，不仅使中国民众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得到前所未有的扩展，同时也对各级政府的执政方式和智慧带来了新的机遇与挑战。

    “微服私访与网络问政有本质性的不同，微服私访的出发点是源于统治者对于现有体制和官员的不信任，而网络问政是源于政府需要倾听更多信息。”国家行政学院公共管理教研部副教授顾平安对本报记者表示。

    顾平安说，网络能提高效率、节省成本，希望现代官员学会利用信息技术提供的平台，更好地了解民意、拉近与民众的距离。

    “在这样一个日益网络化生存的时代，各级政府官员不仅要积极顺应这个时代潮流，更多利用互联网去了解民情、汇聚民智，更要逐渐将这种科学、优秀的运作模式明确化、制度化、纵深化，使网络民意最终在现实的公共决策和政策执行过程中展现出来。”接受中国经济时报采访的专家对于“网络问政”都持肯定态度。

    “虽然网络上不乏真实的原生态民意，但网络本身的虚拟性既是其先天优势，也是其内在缺陷所在。”毛寿龙表示，网络具有匿名性、随机性、低成本、低风险的特点，故民众很难承担责任。

    “网络针对的主要是偏年轻化、文化程度较高的群体，所以网络问政不能忽略非网络群体的存在，如老年人、低收入者、农村群体。”毛寿龙提醒说。

    对网络这个载体，各级政府官员无疑应该有一种相对理性、冷静的态度，有一个相对更为系统、科学与合理的甄别、筛选过程。

    网络问政应制度化

    专家们一致表示，网络问政，为网友表达释放自己的真实意愿提供了快捷途径。网络只是一种工具，网络问政的意义不在于问政本身，而在于对民意结果的运用，要确保民众反映的问题、贡献的智慧能够被运用到实践当中，从而让网络优势切实转化为执政的“生产力”。

    “问就比不问好，但要搞清问和行的关系，要注意问了以后怎样去行，怎样去反馈和互动。”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公众参与研究与支持中心主任王锡锌接受中国经济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虚拟网络世界美好的东西，只有最终在现实世界中得到对接，才能更多地展现其内在优势与魅力。”毛寿龙表示。

    “什么问题可以问，如何来问，问了以后如何回应，必须要有一个制度化的程序。假如你不问，民众是否可以问你？要有问责机制，问要和反问相结合。如果你不问，或是问的方式不对，或是虚情假意地问，问了后不行动，民众就可以反过来问责你。”王锡锌认为，网络问政应该常态化、固定化和制度化。如果没有制度化的保证，或许就成了地方政府的形象工程了。

    “回复和处理情况建立问责机制由市民和网民进行监督并以此作为部门政绩考核的重要标准。”王锡锌建议。

    “网络信息只是政府部门考察民意的一个途径不能无限扩大网络功能。”北京市京华律师事务所吴承德对网络问政有不同的看法。他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因为网络问政还不是法律途径并没有法律规定政府领导是否有义务或必须就网络声音进行回应、解决等。

    毛寿龙表示，互联网跨越了地域疆界，突破了组织界限，实现了党和政府与普通群众的直接沟通，是对传统执政方式的有益补充。只有上网的官员认真对待来自底层的草根民意，并最终通过有效的执政程序，将其内化成一种良性的执政思维与行动，才能真正把互联网的优势转化为现实的执政“生产力”，才能充分展现互联网的内在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