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学界与人口政策决策机构最大的分歧，就在于如何判断现在的人口形势以及未来的走向，不同的判断得出不同的政策导向。决策机构最大的考虑之一仍然是“千方百计稳定低生育水平”，并担心一旦生育政策开个口子，将导致人口失控。而人口过快增长，将对中国的经济、环境以及资源利用等带来负面影响。

　　而人口学界自2000年以来已对中国的人口形势以及未来走向形成新的共识，那就是：

　　1)中国存在显著低估中国低生育率风险的可能。从1992年以来，中国总和生育率低于实现人类世代交替所需的更替水平已经长达近20年之久。官方一直把中国总和生育率定位在1.8左右，长达十几年未变。然而，自1990年代以来的多项实际调查，包括全国人口普查、各年人口变动调查、国家计生委的各次全国计划生育抽样调查等，其统计均显示，中国的总和生育率自1990年代后期就已经下降到1.35，并且后来一直保持在这一水平左右。即使加上漏报，也达不到官方所定位并依此做决策的1.8。

　　2)要跳出“人口决定论”。马尔萨斯是最早系统地提出人口的过快增长会导致人类发展陷入困境的人口和经济学家。但是后来的研究和历史实践均表明，人口与经济之间的关系复杂，尚未从理论上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但是，实践的结论表明：在一个社会里，特别是在工业化、信息化、知识化的现代社会中，某一地域的人口数量多寡，并不是决定国家发展成败和强弱兴衰的决定性因素，而只是国家在选择不同发展道路和模式时需要仔细考虑的关键性因素之一。

　　3)现在中国人均能源消费，以及环境污染加剧等，绝大部分是因为经济增长方式所致，而非人口增多之罪。而且，中国的土地承载力不断突破之前人们的估计，从解放前的4.5亿到现在的13亿。事实是，同样是960万平方公里的国度，同样是7%的耕地，我们却养活了3倍于1949年的人口。中国人口容量的极限到底是多少？也许我们现在还没有能力科学地评估。

　　要高度正视低生育率现实及其后果，并及早开展放开“二孩生育政策”的试点以及政策调整。

　　(以上内容是本报记者根据12月20日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举办的“低生育水平下的中国人口与经济发展论坛”提交的论文整理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