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戈
12月13日，一个周六的下午，君亮资产管理公司CEO吴君亮像往常一样来到位于深圳凤凰大厦8楼的办公室。办公室中除了公司几位职员外，已经有两位志愿者在等着他了。
这一天是吴君亮他们制定的第一个“公共预算观察志愿者面见日”，自从他们推动公共预算改革的行动被媒体曝光后，全国各地的志愿者纷纷联系他们，希望为推动公共预算改革尽一份力。
也正是从这时开始，吴君亮为公司制定了一项新规则：每个星期六的下午，将公司办公室提供给“面见日”使用。吴和他的预算观察志愿者团队利用这个下午，一起探讨推动预算公开化的路径与方法。
正如有评论人士所指出的那样，在中国形形色色的民间志愿者活动中，“公共预算观察志愿者”还是一个令人陌生的概念。吴君亮和他的同伴们，把一个全新的公民社会理念引入了转型中的中国社会。
“国家不能再关着门花钱了”
上世纪80年代，吴君亮赴美，求学于休斯敦大学的政治学院。此后的十多年时间里，他在美国先后从事过金融、地产、投资等行业，并曾担任休斯敦美中商会会长。在经营着生意的同时，他也时刻在关注着中国的变化。
1998年中国政府首次提出建立公共财政体系的目标，并启动了部门预算改革、收支两条线、政府集中采购等一系列改革。
“某种意义上讲，1999年是中国公共预算改革元年。新的收支分类管理，收支两条线，国库统一支付，建立部门预算等等，立木搭架，渐次展开。那是一场自上而下的改革，在我们外围旁观者看来也是一个激动人心的年代，因为我们看到社会在往正确的方向抬脚起步。”吴君亮说道，“那时距1984年和1986年的两次利税改革已有15年，中国已一步步进入税收社会和预算国家。”
由于熟知财政预算在公共政治中的重要性，吴君亮早在90年代中期就开始关注中国的预算改革，“在西方的财政政治学中有一个基本概念，当一个国家的财政开支不再是国家用自己的生产资料产生获得，而主要是通过税收获得时，整个社会和国家的权力结构就会发生变化。”吴君亮说，“为了维护和保持纳税者的纳税意愿和征税的合法性，国家不能再关着门花钱了，必须要将公共开支公开，返还纳税人的知情权和参与权，国家做一定的权力让渡。这种权利的让渡是历史的必然和社会进步的体现。”
他认为，从1980年代中期的“利改税”开始，中国实际上已经启动了从“自有国家”向“税收社会和预算国家”的转型，这个转型表面上不大引人关注，看来无足轻重，似乎还有点散漫，但是“从政治学和历史的角度而言，这一转型具有和包产到户同样的意义，甚至就历史的长远发展来看，意义更为深远”。
当看到预算改革提到建立部门预算时，吴君亮知道“大戏已经启幕了”。因为部门预算正是建立效率政府的重要一步，“给你100个人的编制，同时要规定每个岗位的职责，你要完成哪些工作才能拿到这些钱，这就是预算”。
2000年之后，国内开始部门预算试点改革，但对于身在美国的吴君亮来说，“所有的消息都不透明，改革进程怎样也不清楚，只能从报纸上了解一些片断。”说到这里，他从文件柜的抽屉里翻出几个大剪报夹，里边稀稀落落地保留着一些早些年留下的有关国内预算改革的剪报。
到了2006年底，因为来自国内的生意渐多，吴君亮干脆把公司搬到了深圳。也正是从这时候开始，他开始构思建立一个研究中国公共预算的信息平台，并出资创办了公益性的“中 国 预 算 网 ”（http://www.budgetofchina.com/）。
在他的构思中，这个网站主要是搜集和提供有关公共预算的“信息和事实”，在此基础上形成讨论和研究。“比如说我们把深圳市教育局的部门预算挂出来，社会公众、研究人士和教育界人士都可以加入讨论，怎么做出一个漂亮的预算系统来。”
吴君亮坚信，一个国家的政府如果能够做出精彩的公共预算系统，它的社会发展也会“非常精彩”。“过去跟国外朋友谈中国的好处，多是说说中国的饭怎么好吃”，他笑着向记者说道，“你连基本的公共预算都没有，还能谈什么东西？”而在西方社会，公共预算在政府网站上都能查到。
在自己动手的同时，他还发动并鼓励公司的年轻同事们一起来参与公共预算研究，这些多毕业于欧美大学的“80后”留学生们，很快成为推动公共预算研究的生力军。
吴君亮给自己的研究团队开出了条件：除了本职工作之外，每位志愿者每天可以花两个小时工作时间在公共预算研究上，必要的开支和差旅费也由吴本人“赞助”。
第一次公开
2007年 “中国预算网”正式推出，首页上排列着“中央预算”、“地方预算”、“文献资料”、“借鉴参考”等栏目。点开“地方预算”，可以看到包括台湾在内的30多个省级区域，及其下所辖各市的预算项目。
网站做得很漂亮，但到了充实内容的时候，吴君亮和他的同伴们却发现：过去一年多时间里他们搜集到的预算资料，大都是新闻媒体转载的预算报告摘要，跟正式的政府预算全本不可同日而语。这些“报告摘要”中的预算数据由于过于笼统朦胧，基本不能供研究使用。
吴君亮很清楚自己想要什么，那就是正式的政府公共预算全本，“这些才是实质内容”。而在当时的环境下，政府预算一直被视为“机密”，就连审议预算的人大代表也只能在审议期间翻阅而不能带走，一个普通市民想要查阅预算谈何容易。
直到2007年4月，国务院正式颁布《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此《条例》明确规定了县级以上各级人民政府需主动公开的“重点政府信息”，其中便包括“财政预算、结算报告”。
《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颁布，不仅让吴君亮找到了打开“预算门”的钥匙，而且也给他带来了更大的信心，相信自己的判断和努力跟社会进步的节奏是一致的，“政府和社会都需要一个更加透明公开的公共预算体系”。
由于 《条例》正式实施日期为2008年5月，在经过一年的等待与准备后，吴君亮和他的团队在《条例》正式实施当月便开始了“四面出击”。
按照网上查到的政府部门联系方式，他们发出一份份申请电邮、传真或信函。申请的开头一般是这样的：某某部门，我们是一群公共预算观察志愿者，现根据5月1日正式实施的《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特向贵单位申请公开2008年度部门预算……
在申请的结尾处，他们还会附上各自的身份证复印件，郑重其事地向对方证明自己的“公民身份”。
在向数十家中央部门和地方政府发出了数以百计的申请和反复的说明、努力后，2008年5月27日，深圳成为共和国历史上第一个向普通公民公开财政预算的城市。几个月后，民政部和卫生部也成为中央部委中向吴君亮团队提供 “接近完备”的部门预算的“领跑者”。
在深圳市财政局看到部门预算报告的那一刻，吴君亮向负责接待的人士说，这是深圳市财政局今年做的最有意义的一件事。
“这个意义非常重大，光是政府把这160多亿元的账本打开给你看，就已经让人非常激动了，”在事后回忆这段经历时，吴君亮依然十分兴奋，“有了这个第一次，中国的许多东西就要起变化了”。
正是因为意识到了 “第一次公开”的重要意义，吴君亮在研究处理上十分慎重。在获得初步研究结果后几个月，才尝试跟媒体接触，并一再声明更进一步的详细的研究结果“暂不发表”，以突出这次政府信息公开的正面意义。
“公开信息本身，比信息的内容更加重要！至少在目前是如此。”吴君亮肯定地向记者说道。起初由于个人兴趣而开始研究中国预算的他，在经历了两年的亲身实践后，此刻已经变成了一位坚定的政府预算公开化推动者。
“如果说研究，我一个人能做多少研究？但是当这些信息向社会公开后，总会有专家出来，成百上千人来加入研究分析，你说会有多少成果？”吴君亮表示，现在还只是政府部门预算公开，到了政府投资项目预算公开时，公众能够参与意见的空间就更多了。
“比如我很讨厌在马路上铺大理石，因为我不知道这要花多少钱，觉得浪费，”吴君亮说，这种政府投资项目在预算公开化后，整个城市的市民就可以一起参与评估，看看这笔钱究竟该不该花。
为“看得见的政府”而努力
11月5日，预算观察志愿者们的第一份研究成果——《〈深圳市2008年市级部门预算〉评读报告》在“中国预算网”正式发布。与此同时，吴君亮和他的同伴们为推动预算公开化而进行的努力，也在媒体报道下为公众所知。
社会公众的反馈之热烈出乎吴君亮的预料：不管他在国内国外，不断有鼓励和赞扬的电话、短信发到他的手机上。更有数十位志愿者通过电邮和电话，表示希望加入他的预算观察团队。
后来他才知道，有读者在阅读报道后，以“人肉搜索”的方式，通过他在国外发表的一篇论文找到了他的联系方式，并在论坛中呼吁网友们通过电话、短信和电邮向他们的努力表示支持。
与此同时，原本不为外界所知的“中国预算网”的点击量突然增加，留言者纷纷向吴君亮团队表示敬意，称他们为中国公共预算观察的“先驱者”。
更多的媒体也开始关注到了这场由民间推动的公共预算公开行动，《南方人物周刊》将吴君亮纳入2008年的“中国魅力50人”候选人，《南风窗》也将他推上了2008年“为了公共利益”年度人物榜。吴君亮则认为，媒体和公众所赞扬的并不是自己，而是自己努力尝试推动的那项事业，自己只是在合适的时间做了恰当的事情。“在经过十年的预算改革和准备后，今天的中国政府已经具备了向社会公开预算的条件。”他坦率地说道，如果不是看到这一时机的成熟，自己也不会在此刻做出这样的选择。
中山大学教授、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副院长肖滨和公共预算学者马骏在两人合写的一篇评论中写道：“一个没有预算的政府是‘看不见的政府’，一个‘看不见的政府’不可能是负责的政府。有了预算不公开，也仍然是个看不见的政府。”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肖滨和马骏高度评价“吴君亮们”的努力，认为“他们真正感兴趣的不是拿到政府预算文本本身，而是借此推动预算公开”，而推动预算公开，正是为了“将‘看不见的政府’转变成看得见而且负责任的政府”，因此，尽管“他们不是预算专家，而是普通公民，但他们是真正的公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