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喜斌，黑龙江宁安人，1948年2月生，1966年1月入伍。历任战士、排长、连长、参谋、营长、团参谋长、团长、师副参谋长、副师长，北京军区司令部装甲兵部副部长，北京军区兵种部副部长、部长，集团军参谋长、副军长、军长、北京军区参谋长。现任国防大学校长，中将军衔。中共第17届中央委员。

　　七次进院校培训

　　回顾30年的发展历程，往事历历在目。近30年间，我先后7次入校学习和培训。1980年、1985年，两次到装甲兵学院学习；1994年、1997年、2004年、2005年，4次到国防大学深造，先后在进修班、指挥员班、国防研究班和战略班接受培训。2000年参加了国防科技大学高科技班的学习。与全军多数高级领导干部一样，在我军建设重大转型的时代背景下，我经历了从中级培训到高级培训的过程，从传统军队向机械化半机械化军队再向信息化军队转型的过程；也经历了我军指挥院校从合同作战指挥人才培养向联合作战指挥人才培养转型的过程。

　　上世纪70年代，全军部队大办教导队，主要是解决打牢部队干部军事基础问题。这一时期，我多次参加教导队的轮训，主要训练内容是战术技术课目，学习军事基础知识。这种轮训，技术战术训练多，合成训练少；实用性训练多，理论层次相对较低；能使部队干部达到会讲、会做、会教的要求，对于推进部队训练和提高干部军事素质起到了重要作用。教导队轮训基本处于单兵训练和单一军兵种训练阶段。

　　上世纪80年代初到90年代初，我军恢复办正规化的院校，重点解决系统培养军队现代化建设的人才问题。这一时期，我先后两次参加装甲兵学院的培训，主要是进行装甲兵知识、合同战术指挥的学习训练和实际操作。学校针对培训对象特点，既注重基础理论教学，又注重专业技能培训，充实了新知识、新技术、新理论，加强了军事思想、军事地形学、军兵种知识的学习，增加了武器装备学习时间，增大了实际操作和演练比重，着力提高适应训练实践和组织指挥的能力。院校教育从“单一型”人才培养向合同型人才培养迈出了可喜的一步。

　　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院校着眼军事斗争准备的需要，重点培养打赢高技术条件下局部战争需要的应急性军事人才。这一时期，我参加了国防大学战役进修班和指挥员班的培训。主要是围绕贯彻落实军事战略方针，研究高技术条件下局部战争的特点规律，陆海空二炮部队在未来作战中的运用，陆海空天电等战场空间协同作战问题。院校教育从合同战役指挥人才培养向联合战役作战指挥人才培养迈出了新的步伐。

　　进入新世纪新阶段，依据新时期军事战略方针，适应军事变革和部队建设转型的新形势，围绕建设信息化军队、打赢信息化战争的目标，着眼培养以打赢战争为核心能力，能够应对多种安全威胁、完成多样化军事任务的联合作战指挥人才。这一时期，我先在国防科技大学学习高科技知识，又两次到国防大学深造。特别是在国防大学战略班，重点学习研究了马克思主义及其在当代中国的新发展、军事高科技与信息化装备、国家安全战略与军事战略和应急作战问题研究。院校培训进入了由合同作战指挥人才培养向联合作战指挥人才培养转型的重要时期。

　　“七进”院校培训深造，亲历军队建设发展转型的历程，也见证我军院校人才培养从注重提高军政专业理论基础、科学文化素养向高素质复合型人才转变的过程，见证了从“单一型”指挥人才培养向“合同型”指挥人才培养，再向“联合型”指挥人才培养转型的过程。

　　从20世纪70年代末至2007年9月，我长期在军事指挥岗位工作，负责组织部队的战备训练、军事演习和军事理论的探索研究。在战备训练实践中，深感新军事变革发展之迅猛，军事指挥人才培养之重要，也深感我军官兵能力素质与形势任务的发展变化很不相适应。

　　2003年，为适应军事变革需要，我对加快信息化军事人才培养进行了深入思考：冷兵器战争需要“体能型”军人，机械化战争需要“技能型”军人，信息化战争需要的是“智能型”军人。信息化战争除了要求军人具备优良的政治素质、过硬的军事素质、强健的体能素质和良好的心理素质外，还需要具备强烈的信息意识，广博的信息知识，很强的信息能力，良好的创新素质。必须解决好人才建设观念滞后、人才来源起点不高、开放培养力度不大、军队自育层次偏低的问题，要采取超常措施，加快人才培养步伐，着力培养复合型的军事人才，智囊型的信息化作战指挥人才，特别是一体化的联合作战指挥人才。

　　重任在肩

　　2007年，中央军委决定调我到国防大学任校长，童世平同志任政治委员。9月1日，胡主席亲切接见了我和童世平同志。胡主席在与我们谈话时指出，国防大学办学治校的水平怎么样，主要看能不能培养一流的人才。你们到任后，要在新的起点上，进一步把联合作战指挥人才培养突出出来，这是个新课题。带着胡主席的郑重嘱托和殷切期望，我又一次走进了国防大学。和以往不同的是，这一次我是以校长身份到学校任职，深感责任重大，使命光荣，担子沉重。

　　到学校后，我们组织常委一班人反复学习领会胡主席的重要指示，与童政委和其他校领导、大部领导、教研部和系院领导一起，深入分析和研究学校建设发展形势，专门拜访历任老校长、老政委，登门向他们请教，学习研究他们办学治校的经验，认真思考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推进学校建设发展问题。

　　国防大学是1985年在军队体制改革、精简整编中成立的全军最高军事学府。张震老校长在筹备建校和学校成立之初，就组织起草了《关于筹建国防大学的方案》，军委以[1985]139号文件批转了这个方案。139号文件，规定了学校的办学指导思想、训练规模和培训目标，强调以综合性、研究性、开放性为办学特色，以教学科研为中心；强调以培养政治上合格的适应国防现代化建设和未来战争要求的高级人才为目标。

　　海湾战争爆发后，美军联合作战的实践对我军甚至世界其他各主要国家的军事变革产生了深刻影响。信息化战争初现端倪。时任军委主席的江泽民同志要求全军各级都要深入开展联合作战理论和战法研究，努力提高我军高技术条件下的联合作战能力。1993年，张震校长提出，要按照“培养打赢现代技术特别是高技术条件下局部战争的合格人才”的总体要求，迅即展开高技术条件下联合战役的研究和探讨，陆续组织编写了《战役军团工作教程》、《高技术条件下局部战争司令部工作》、《联合战役军兵种作战》等系列教材和联合战役作业想定，全面展开联合战役作战指挥教学。

　　进入21世纪，中央军委发出积极推进中国特色军事变革，建设信息化军队、打赢信息化战争的号召。2003年，学校围绕“信息时代需要一个什么样的国防大学、怎样建设新型国防大学”，进行了为时半年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教育讨论，明确提出学校教育要由合同指挥教育向联合指挥教育转型，由培养打赢机械化战争人才向培养打赢信息化战争人才转型。2004年，中央军委[2004]6号文件批转国防大学改革与发展的报告，明确提出“把国防大学建设成为符合时代要求、具有世界先进水平和我军特色的综合性联合指挥大学”的奋斗目标。据此，学校对高级指挥人才素质模型和培养模式进行了深入研究，对战略班、指挥员班等各班次的课程和研究生的教育内容进行了整体设计。

　　胡主席指出：人才匮乏特别是联合作战指挥人才和新装备技术人才不足，已经成为影响和制约军事斗争准备的瓶颈，必须采取超常措施加以解决。这一论断，为军队高级指挥人才培养进一步指明了方向。2005年，国防大学遵照胡主席的指示精神，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展开了“更新教育理念，推进教研创新”大讨论，进一步理清了思路，围绕联合作战指挥人才培养进行了一系列的实践探索与教学科研创新。2006年，赵可铭政委率专家教授代表团访问土耳其、埃及，重点考察了解外军院校建设和人才培养的政策制度、经验做法等。在向军委、总部呈报的出访报告中，提出了加强联合作战指挥人才培养的意见建议。胡主席和军委其他首长分别作出重要批示和指示。胡主席明确指出，要高度重视联合作战指挥人才培养问题。军委徐才厚副主席亲自组织四总部机关与国防大学领导和专家进行专题研究，形成了一系列关于联合作战指挥人才培养的研究报告，对我军联合作战指挥人才培养起到了极大推动作用。

　　国防大学以此为契机，专门召开教学科研工作会议，按照培养联合作战指挥人才的要求，对教学科研进行了重新设计，全面改革教学模式、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教学手段，国防大学的教学科研开始向培养联合作战指挥人才聚焦、转型。

　　2006年12月，国防大学召开校党委四届三次(扩大)会议，专题研究聚焦联合作战指挥人才培养问题。马晓天校长明确提出，要在受训对象、教学时间、培训目标、课程设置、技术装备、教研队伍建设上向联合作战指挥人才培养聚焦，学校在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教学组织、教学管理等方面进行了一系列重大改革，就联合作战指挥人才培养改革进行全面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