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哲学篇
●回顾30年来的理论争论和曲折
回顾30年来的理论争论和曲折，指出争论的症结和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总结哲学理论发展的经验，成为本年度的一个热点。这方面主要有:关于本体论研究的总结，关于意识形态研究的总结，关于价值论研究的总结，还有人学研究方面的总结，社会发展理论研究的总结，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方面的总结，等等。由《中国社会科学》杂志和武汉大学哲学院举办的第八届“马克思哲学论坛”，就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为主题，集中展示了这方面的研究成果。
●关注历史唯物主义的当代解读
连续多年来哲学界一直存在关于如何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实现的革命性变革的争论，《哲学研究》为此开辟了关于如何理解历史唯物主义的专栏。为推动研究的深入，《哲学研究》编辑部还与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共同发起召开“历史唯物主义的当代解读”研讨会，许多重点高校和研究机构的专家都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主要有两种意见：一种认为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的两大理论贡献之一，也是其哲学主题转换的具体形式，旧哲学被“终结”了，新哲学以现实的人和人的现实实践为出发点，以实现人类解放何以可能为主要致思旨向，从而使得哲学观、哲学的内容和形式都发生了根本转变。第二种观点则认为，马克思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本质上还是历史观，它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心内容，但不能说是新哲学的全部。唯物主义历史观同样还需要有世界观和方法论方面的支撑，否则其基础就是不稳固的。
●政治哲学的研究和讨论持续增温
表现在：一方面是围绕着政治哲学的核心概念和主题即公平正义的讨论越发深入，学者们不仅借助于思想史的资源进行纯学理的研究，而且结合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法学研究的成果进行比较具体的讨论，从价值论、人学等方面也作了新的开掘，比如从女性主义或女权主义角度、从不同群体的利益诉求和价值表达方面、从社会公正与社会和谐和制度安排方面，都有相关的文章发表。另一方面，结合社会转型，从市民社会理论、中国市民社会发育和成长、国家与社会的合理关系、法治与善治的关系等角度对如何建构公正的制度进行了积极的探索。
●公共性问题研究形成一个新的热点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市民社会的发育壮大而形成的利益分化和主体多元化的格局，在激活各种主体的积极性和主动性的同时，使传统的集中统一决策逐步让位于多主体的分散决策，各种主体之间的博弈日益明显，不同主体之间的合理关系问题也突出出来并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公共领域、公共物品、普遍共识、游戏规则、价值规范等等，这些概念都获得了很高的使用频率。而主体责任感和自我约束力差、社会信任度偏低、特别是政府公信力不足、人们对许多公权力使用之合法性的质疑，也都暴露了主体性的不足，同时折射出当代中国人的公民意识、法制意识有了很大提高，对民主权利的诉求成为一种重要的社会潮流。公共性研究就是在这个大背景下兴起的。
（以上由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马俊峰撰写）
经济学篇
●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及应对措施，备受学界关注
一些学者认为，金融危机不仅导致我国金融机构对美国的金融投资受损和在国外的中资公司利润缩减，而且会由于美国的经济衰退导致美元贬值。而人民币的升值则直接导致汇兑损失，侵蚀我国庞大的外汇储备资产。另一些学者指出，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的隐性影响危害性更大，因为它增加了出口成本，抑制了我国外向型出口企业的利润增长，挤压了出口和消费，从而削弱了我国经济增长的动力。也有一些学者认为，金融危机对中国来说也是一个机遇，因为出口贸易的萎缩，可以给国内企业增加更大的压力，促使其转变经营模式，逐步重视技术进步，进而带动整个经济的转型。同时，在全球金融危机中人民币地位的稳固，可以提高中国在国际市场中的地位，增强中国对国际金融秩序的发言权。
●如何防止通货紧缩、如何刺激内需，学者献计献策
一部分学者提出，我国居民储蓄余额不断创下历史新高，因而应采取降低利息的方法来刺激消费。另一些人则认为，影响内需的主要因素不是储蓄总量而是储蓄结构，如果脱离收入分配格局来扩大内需，国内庞大的内需市场就只能存在于想象之中。一些学者认为，面临外部冲击产生的经济问题，应通过扩大政府基础投资的反周期性调节来扭转。有的学者提出，政府投资尽管能缓解内需不足的矛盾，但需要注重投资质量，防范重复投资和盲目投资。还有学者认为，扩大内需知易行难，要剪断脐带，改变对出口贸易与投资这两驾“马车”的路径依赖，需要经历漫长而痛苦的转型过程，当务之急是要扶植内需企业和完善分配机制。但更多的学者认为，内需不足的主要根源在于收入分配问题，只有采取更加公平的社会分配，切实减轻中低收入者的负担，才能拉动消费和扩大内需，防止通货紧缩的恶化。部分学者提出，扩大内需要注重投资结构，在投资方向上应更关注与民生相关的保障性项目，而不能将大部分用于基本建设。有的学者甚至建议，通过涨工资或发放消费代金券的办法刺激消费需求。
●如何缓解就业压力成为热点
在解决就业的对策上，一些学者认为，要解决就业问题，首先要保住企业，支持企业发展，因而就业政策应优先于“提高工人工资”的劳动者权益维护，并鼓励更多企业吸纳就业。而更多的经济学家则指出，中国企业之所以在危机冲击下出现倒闭和开工不足，就是因为国内市场萎缩，根源则是工人工资太低和缺乏社保保障。因而，处理不好内需和就业的关系，将会带来失业与内需不足的恶性循环，当务之急是扩大内需带动就业。还有一些专家提出，解决就业需要与加快产业转型同步进行，政府需要扶持吸纳劳动力较多的行业的发展。对于大学生就业问题，可通过研究生扩招、向各院校毕业生征兵、调整教学内容和专业方向，鼓励大学生到西部去等解决。
●“土地流转”得到多层次关注
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允许农民以转包、出租、互换、转让、股份合作等形式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发展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这一思路引起了理论界关于“土地流转”的热烈解读。有些学者认为，允许“土地流转”，将引发土地所有制层面的剧变，其意义决不亚于30年前的“承包到户”，这标志着“第三次土地革命”或“新土改”的到来。也有些学者对此观点表示了忧虑，认为这是对三中全会决定一个最大的误解，如果地方政府错误解读和执行将导致失地流民的出现。但也有许多学者否认了新土地政策从宽的说法，他们认为新土地政策是要完善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权能。土地流转的三个限定，即不得改变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性质、不得改变土地的用途、不得损害农民的土地承包权益，将起到保护农民利益的作用，在鼓励农民进城和在城乡间双向流动的同时，确保他们不丧失土地，因而有利于社会的稳定与和谐。
（以上由首都师范大学副教授孙咏梅撰写）
社会心理学篇
●民族凝聚力研究持续走热
民族凝聚力是衡量国家力量的重要标志之一，其核心是为国争光的爱国精神。“5·12”汶川大地震中的赈灾行动和中国成功举办奥运会，把民族精神中凝聚力和爱国主义精神展示得淋漓尽致，诠释了中华民族万众一心、众志成城的精神。学者们在考察了民族凝聚力对社会发展的民族凝聚、精神激励、价值整合和稳定社会的重要功能之后指出，在社会剧烈变迁、价值观多元化的今天，更需要铸就强大的民族凝聚力。学者们认为，经济发展是民族凝聚力形成和发展的基础，政治稳定是民族凝聚力的核心因素。理想信念是凝聚人心的精神支柱，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强大精神动力和根本保证。因此学者们倡议要大力加强理想信念的建设。
●群体性事件形成的社会心态受到学者们高度关注
针对近几年发生的群体性事件，有学者认为，几起较大事件都是由群众的利益诉求长期得不到有效解决、一些领导干部对群众的感情冷淡麻木和滥用警力激化矛盾等造成的，因此要加强民众的政治认同、建立科学的司法制衡制度和改进管治技术等。还有学者认为，社会心理、心态失常是生成群体性事件的一个重要因素。通过研究，学者们发现在“无直接利益冲突”事件中蕴涵的社会心态主要有：失落的社会心态、逆反的社会心态和盲从的社会心态三种。有学者强调，社会心态的调控是解决“无直接利益冲突”的根本途径。在转型期社会中,为了有效控制群体性突发事件发生，一要保持畅通的公力救济渠道，当权利人的权利受到侵害或者有被侵害之可能时，国家机关要及时运用公权力对被侵害者实施救济；二要坚持社会公平的制度取向,防止贫富差别日益扩大;三要转变政府职能,规范政府行为,切实维护群众利益;四要建立起相应的利益表达机制。
●心理危机干预进入学者视野
心理危机干预是指针对处于心理危机状态的个人及时给予适当的心理援助。有学者指出，及时有效地进行心理危机干预是社会的进步和对人真正的精神关怀，有利于社会的稳定与和谐。有学者指出，在我国社会转型时期，各种突发公共事件发生的可能性较以前有所增加，而在应急管理和善后恢复重建过程中，往往重视物质因素，而忽视了心理干预。在2003年的非典事件、2008年春的南方冰雪灾害以及5·12汶川特大地震灾害的救援中，虽然心理救援工作受到重视，但还是零星的、被动的，远远没有达到规范化和制度化的层面。不少学者提出，当前中国心理危机干预应急机制亟待建立与完善，并应尽快建立起一个长效机制，确保心理干预工作持续有效。也有学者认为，应将心理危机干预作为公民的一项公共福利，作为政府的一项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务的任务。
●诚信问题受到学者的重视
诚实守信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然而目前我国社会经济领域却出现了严重的诚信危机，特别是“三鹿奶粉事件”将中国奶制品企业推向了信用危机的顶峰，一度极大地影响了人们的信任心理。一些学者指出造成诚信危机的原因主要有：企业经营者诚信意识淡薄、企业失信成本偏低、失信惩罚制度不健全、信息严重不对称、我国市场经济发展不成熟、社会道德秩序失衡、法律法规的不健全等因素。在此基础上，他们提出，要构建和谐社会,就必须加强诚信建设,通过思想教育树立诚信光荣的价值观;用法律法规强化诚信意识和诚信行为;建立完善的信用制度和诚信监督体系;提高政府公信度和党员干部的表率性。
●幸福感研究逐渐升温
幸福感是人们超越了物质享受的更广泛的正向主观感受。幸福指数是衡量这种感受具体程度的客观指标数值，是社会良性、健康运行的指标，也是社会心理的综合指标以及衡量社会效益的重要尺度。科学地监测幸福指数,有助于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学者们通过考察指出，幸福感具有主观性、稳定性和主体性三个特征。学者们指出，发展经济并非终极目的，而是一种手段。看一个社会发展和谐与否，不能仅仅看经济增长，更应该关注社会总体主观幸福感的增长状况。在此基础上学者们提出：经济总量因素是提升幸福感的基础；居民收入因素是提升幸福感的关键；政府公共服务能力是提升幸福感的动力；社会保障是提升幸福感的重点；政治民主是提升幸福感的条件。而个人的健康状况、财富、社会关系、婚姻状况等则是影响幸福感的微观因素。
（以上由中央党校社会学教授向春玲、中央党校社会学硕士研究生张玉洁撰写）
法学篇
●法理学的元问题是人的问题
有学者认为，30年来，中国法理学实现了从革命到建设、从斗争到和谐、从政本到人本的精神转向。人本地位与和谐理念，是中国法理学的精神转型。法理学的元问题是人的问题，是法律中的人的问题，是人与自身、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关系在法律视野中的展开问题。中国法理学的当下使命就是回到中国哲学的元问题上，恢复人的主体地位，从人的所思、所欲、所求出发，构设一个具备自由品格、独立精神的“人”，然后让他去参与对法律的思考和对法治的建构，方是法理学的首要使命。
基于实践问题的思辨，是中国法理学的范式转换。现代法理学在本质上应是如何以人为本建构制度，如何在制度中关怀人、在实践中实现人的价值的学问。实践性的问题思考模式是中国法理学发展的出路所在，但实践性的问题思考模式的倡导并不构成对“形而上”思辨的否定。我们所要否定的是没有问题根基的“形而上”而不是“形而上”思辨本身。法理学的学科特征就在于“形而上”思辨，只不过我们所倡导的思辨是基于法理学元问题的思辨，是“基于实践问题”的思辨。
●宪法学：关注学术自主性问题 有学者认为，在改革开放30年的中国社会变迁中，宪法学积极承担了推动社会发展与进步的学术使命，承担了为社会转型提供合法性、正当性基础的任务，宪法学自身的知识体系与自主性得到了强化。30年宪法学发展留给我们的最大财富是，社会重新寻求了人的主体性价值，作为宪法学逻辑基础的人的价值逐步成为社会共享的基本价值。通过宪法学者基于自身的学术使命而进行的各种努力，以个体价值为基础而建立的社会共同体得到了正当性基础，普及了宪法的基本价值，同时出现了重视宪法文本、强调规范体系、重视个案和现实问题研究，强调研究方法综合化等新的发展趋势。
●刑事诉讼法学：刑事诉讼法制建设要有明确的理念
有学者认为，刑事诉讼法制建设应当坚持以下理念：以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促进构建和谐社会为目标。在公正、高效、权威的关系上应当坚持以公正为灵魂，构建三者的有机统一。举凡改革简易程序、二审和再审程序等，均应处理好三者的关系。要加强司法民主。司法民主的内涵包括司法的权力来自人民，司法服务于人民，人民有权参与司法、监督司法。应当进一步完善人民陪审员制度、人民监督员制度。坚持实体公正与程序公正并重。要加强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被害人的程序人权保障，最大限度地杜绝和纠正四大严重程序不公问题：刑讯逼供、超期羁押、律师辩护难和证人不出庭。坚持客观真实与法律真实相结合，这是我们建立刑事证据规则和层次性证明标准的重要指导理念。有学者提出，要创建刑事和解机制，弘扬“和为贵”的传统精神，实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建议在刑事诉讼法修改中将刑事和解增定为一项基本原则。
（以上由司法部《中国司法》副总编刘武俊撰写）
史学篇
●回顾30年来史学的成就，研究存在的问题
回顾和总结30年来中国史学走过的历程、取得的成就和存在的问题，是史学界共同关注的热点。如何坚持与发展唯物史观指导下的历史研究、如何借鉴与应对西方史学思潮的影响、怎样在理论和方法上开拓出中国历史研究的新路径、怎样使中国的历史研究成果进一步获得国际史学界的关注与重视等问题，不仅在30年的史学发展中显得愈来愈突出，而且也成为中国史学今后继续探索的主要问题。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不断加强，中国史学家用自己的能力和自己的研究解读自己的历史和自己所认识到的世界，是改革开放30年后中国史学所面临的任务，也是中国史学家的责任。
●“封建”名实问题与马列主义封建观
2008年对“封建”名实问题的讨论持续升温。反对称秦至清的中国为封建社会的学者认为，史学界流行的“封建社会”论，乃是一种“泛封建观”，与“封建”的“本义”、“西义”和马克思的“原论”均有悖离；有人进一步认为，“封建”既不是社会形态也不是社会阶段，而是一种国家结构形式、一种政治制度。与之相对的另一种观点认为，“泛化封建观”既不符合事实，也不利于百家争鸣，而是把大半个世纪以来的历史分期问题讨论完全政治化了，秦以后的中国是有中国特色的封建社会，我们今天所讲的封建主义不一定是有明确标准的封建主义，理论探讨在对一些概念、名词作分析的时候不应离开事物的本质与实际。关于封建名实、译名以及如何认识马克思主义封建观的探讨，不断见诸报刊，形成了尖锐对立的不同意见。这场讨论涉及到中国封建社会的再认识，关系重大，意义深远。
●在近代史分期问题上学界存在不少分歧
近一个时期，有学者对中国近代史的分期问题提出自己的观点。如，有人认为，1840年到辛亥革命是一个时期，辛亥革命到改革开放是另一个时期；也有人提出，鸦片战争到新中国成立前是近代历史时期，新中国成立后到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是现代历史时期，三中全会至今是当代历史时期。相反的观点则认为，将鸦片战争爆发、辛亥革命、新中国建立和十一届三中全会作为中国近代史断限的标志性事件，表面上看，是重视并抬高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地位，而这样的历史断限存在着“理论陷阱”，会在无形中抹杀和贬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在中国近代史以来的历史上的划时代意义。新中国建立前的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新中国建立后是社会主义制度，辛亥革命并没有改变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十一届三中全会也没有改变社会主义社会的性质。因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才标志着改变了中国的社会性质，历史断限应该统一以社会形态的变化为标准。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世界史体系的观点引人关注
2008年，强调扬弃以“西欧中心论”为核心所构建的世界史体系、建设有中国特色的世界史体系的观点引人关注。讨论的分歧主要在于以什么为核心来构建、怎样构建有中国特色的世界史体系。一种观点认为，在对世界历史这个概念的主观性和客观性作科学分析的前提下，为了适应时代的要求，以现代化为主题构建世界近现代史新的学科体系，是最为明显的努力方向。也有学者认为，应对重大问题作全面深入的专题研究，在此基础上再考虑怎样在现有基础上改进，而不应该抛弃社会形态从低级向高级发展的主线另起炉灶。还有学者提出，中国学者构建有中国特色的世界史体系应该强调中国史研究的“国际化”，诸如开展生态环境史研究等。中国世界史学的框架体系的构筑，已经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但是仍然处于初级阶段，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研究证实光绪帝死于砒霜中毒
光绪皇帝驾崩于慈禧太后死前22小时，时间如此接近，使光绪的死因一直受到人们的猜测。2008年11月，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举行“清光绪皇帝死因报告会”，宣布通过对光绪的头发、遗骨以及衣服和墓内外样品等进行反复检验和缜密研究，得出了光绪帝死于急性砒霜中毒的结论，从而使光绪死因这个中国近代史上的一桩悬案终于真相大白。由于此项研究运用了自然科学的方法和先进的技术手段，在历史研究领域所获得的新进展和新突破颇为引人注目，因而受到学界的高度关注。（以上由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史学研究所副所长、教授张越撰写）
伦理学篇
●伦理学界对30年来的伦理学研究进行自我总结与反思
近30年来，在发展的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当代伦理学者们充分运用中国丰富的传统思想资源，围绕伦理学的基本问题和中国自身的特殊问题展开深入研究，建构起具有中国特色的伦理学研究体系。大家普遍认为，处理好“中西马”的关系，超越西方模式，在与国际学术界不断接触、交流和对话中，在世界伦理学研究领域发出中国的声音，是伦理学学科发展的方向。
●公众参与伦理思考和讨论的热情空前高涨
2008年的伦理学研究的推进，不仅有赖于学者的辛勤耕耘，更得益于社会公众的热情参与。伦理学研究的问题具有很强的实践性，因而长期以来受到普通人的关注。但公众参与讨论的热情从来没有像2008年这样高涨。在南方冰雪灾害、奥运火炬海外传递受阻、汶川特大地震、北京奥运会等重大事件中，中国人的爱国热情和奉献互助精神使世界为之震动，也使公众对爱国主义、集体主义有了新的认识。在范跑跑事件、周老虎事件、襄汾“9·8”尾矿库溃坝事故、公务员巨额公款出国游事件等所引发的讨论中，众多公民对道德的评价方式逐渐开始从“冷漠”、“挑刺”或“发泄”转向理性地思考和合理地批判，与此同时，公众也看到个人道德的局限性，开始从制度伦理的角度思考社会伦理问题。
●关注德性伦理的中国语境
德性伦理本是西方伦理学研究的一个重要流派，在二十世纪末期的中国伦理学界曾经引发热论。2008年在几个学术研讨会的推动下，中国伦理学界深化了德性伦理问题的研究。除了当代德性伦理研究的一般理论外，中国的学者更关注中国道德文化的特殊语境中的德性问题。不仅表现在学者对中国传统伦理思想中的德性意义进行发挥，还明显表现在学者对个人德性（品德）的关注上。中国传统伦理在道德修养问题上有系统的论述和独到的见解，在德性伦理这一问题上有丰富的资源可以挖掘。而中国学术界对未成年人德性培养问题的极大关注，更显示出德性伦理研究的中国语境这一特征。可以说，德性伦理在中国的研究已经远远超出西方的讨论范围，成就了中国式的德性伦理研究。
●政治伦理成为热点中的热点
雪灾地震中的一些事情，让我们感受到公民社会的成长。一些与我们切实利益相关的法律如新劳动合同法的颁布也引发我们思考与法律相关的政治伦理问题。2008年伦理学界对政治伦理的解读，一方面对西方政治伦理的理论研究继续推进，对古典政治理论、自由主义以及社群主义等方面的研究进一步加强。另一方面，将学术的研究与现实问题紧密结合起来，对政治的价值、政治正义、政治自由、政治民主、政治道德等问题进行深入的探讨，正义(社会正义、民族正义、生态正义等)、公平、自由、民主、认同、族性、宽容等，成为政治伦理的关注焦点。
●责任伦理引起普遍的关注
如果说范跑跑事件引发了我们对公民之社会责任的思考，那么三鹿奶粉事件则引起我们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呼唤，而襄汾“9·8”尾矿库溃坝事故、巨额公款出国游等，吸引我们的则是对政治责任的关注。全社会对于责任伦理的关注也反映在伦理学学术研究上。学者对责任问题的分析，落脚于中国社会的现实，尤其强调制度建设的重要性，如对个人责任的讨论侧重其公民身份。有学者认为，要通过制度建设实现社会的自由、平等和正义,为公民责任建设营造一个良好的制度环境，培养公民的责任能力。对于企业的社会责任，有学者认为，中国现阶段各种“企业社会责任”缺失问题的出现，固然与企业制度不完善、企业家个人素质低下有关，但更与整个经济生活的不完善和不成熟的体制背景相关。因此，为合理地理解和处理当今的“企业社会责任”问题，学术界应该采取制度伦理学为主、企业伦理学为辅的战略和策略。对于政府责任的分析，学者也强调制度建设的重要性。
（以上由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副教授郭清香撰写）
党建篇
●十七大党章修改体现党建新走向
党的十七大确定了“必须以改革创新精神加强自身建设”这一关于党的建设的主基调。十七大党章修改是中国共产党“以改革创新精神加强自身建设”的一个范例。论者认为，十七大党章的修改对党建改革创新具有指向意义：通过聚合优势，树立党章权威，努力养成全党依法活动、依法开展工作的意识；通过调整党员和组织的关系，尊重党员主体地位，培养和发展党内的民主意识；通过创新机制，引导全党树立科学意识。十七大这一改革创新的目的在于引导我们党的各级组织和广大党员领导干部进一步树立科学意识，以更好地适应科学执政的要求。
●问责制是官员权责理念再造的重要一环
2008年，在几起重大事故之后，中央对相关领导干部的“问责霹雳”，彰显了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严肃查处追究失职官员责任的果断决心。有研究者指出，问责制是官员权责理念再造的重要一环。问责制使传统的为官理念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这种转变主要体现在如下四个方面：一、从“官本位”到“民本位”的转变；二、从“官多大权多大”到“官多大责多大”的转变；三、从“能上不能下”到“能上也能下”的转变；四、从“对上不对下”到“对上也对下”的转变。然而目前，问责制度的推行面临诸多困境：偏重同体问责，即政府对官员，上级对下级的内部问责，而忽视异体问责，即人大代表、民主党派、新闻媒体和社会公众对执政党、政府和官员的外部问责；问责对象不清，责任人界定不明往往会使问责制归于无效和不公平；官员问责缺乏充分的法律保障和制度支撑。因此，只有加强异体问责，完善官员权责体系，界定问责范围及标准，同时健全法律法规制度，才能使“明确责任——实施问责——责任追究”的制度体系得以更好确立和运作。
●党内民主新思路与党内和谐建设
党内民主是党的生命。许多研究者依旧对此问题给予关注。研究者们普遍认为，党内民主建设深受党员民主意识和民主权利、民主制度建设及民主程序设计等诸多因素的影响。新时期推进党内民主建设，要着眼于提高党员民主意识、保障党员民主权利，着力于党内民主制度与民主程度建设。有学者提出竞争性选举是党内民主发展的新思路，是党内民主较为恰当的突破口，认为竞争性选举是民主的普适性原则，是判断民主的一个标准。推行竞争性选举，可以使党内民主从选拔政治转变为选举政治，革新和厘清党内权力授受关系，从而推进党内民主的整体发展。也有学者将票决制看作是党内民主的“助推器”，认为党委票决制的提出和实行是对传统党委议决制决策模式的重大超越。实行票决制，能使民主集中制原则成为一种可量化、可操作的制度。
同时，有研究者指出，在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历史条件下，阻碍党内和谐的主要因素是党内成员间突起的利益矛盾和失范的党内权力运作。要克服这些障碍因素，必须通过发展党内民主，整合党内利益，保障党员权利，规范党内权力。 (曹普、韩玉瑜：中央党校党史部)
党史篇
●纪念十一届三中全会开辟改革开放史研究新领域
2008年适逢改革开放30年，学者对十一届三中全会和改革开放史的研究达到高潮。关于前者，有人对全会召开的历史背景、会议经过、文件形成等方面做了详细考察。有人探讨三中全会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联系，指出三中全会是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起点；全会提出的重要观点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思想来源；全会的精神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巨大动力。有学者指出研究的不足：若干档案未见公布，资料零散而不成系统，对众多历史人物在全会期间发挥的作用缺乏深入研究等，提出今后应在充分占有史料基础上结合新的实践，联系新情况，针对新问题，深化研究。关于后者，学者提出：改革开放史是一个新研究领域，存在史料不齐全不确切、沉淀不充分、阶段呈现不明显等特征，要以深远的历史眼光，将改革视为“一个极其复杂的互动过程”来研究，并重视我国为什么能够顺利建立市场经济体制等问题的研究。关于30年的历史分期，大体有两种意见：一是以中央重要会议为据，认为三中全会前有一过渡阶段，其后至今分四个阶段，即1978.12-
1982.8，1982.9-1992.1，1992.1-2002.11，2002年11月以来。二是以真理标准大讨论为酝酿期，再以党的领导集体任期依次分三个阶段。此外还有若干专题研究，涉及党和国家各方面重大改革的历史总结。
●关于周恩来和刘少奇的研究成为热点
2008年是周恩来和刘少奇诞辰110周年，相关研究成为热点。有关周恩来的研究突出表现周恩来精神和外交思想，认为周恩来精神的最本质特征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甘当人民公仆；周恩来外交思想根本前提是和平共处，终极目标是共同发展，现实路径是互利合作，思维方法是求同存异等。也有人认为周恩来在某个阶段某些事情上缺乏些原则性等。有人提出：“周恩来其人、其史，是我们党和国家的丰厚精神资源，以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研究周恩来是一个永久性的课题”。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三册本《建国以来周恩来文稿》，提供了丰富珍贵的史料。
有关刘少奇的研究较多集中于其思想认识的地位和价值，指出刘少奇不仅最早提出人民内部矛盾的概念，而且概况了我国社会存在的两大类社会矛盾的性质、特点及处理和解决的方法，是社会主义创立时期人民内部矛盾学说的理论开拓者。相对于毛泽东强调新民主主义社会的过渡性，刘少奇更强调其稳定性。在利用资本主义经济方面，刘少奇主张在平等基础上利用外资来发展新中国的经济以推动工业化的实现。
●周年纪念活动成为一种党史研究资源
2008年还是中共六大80周年、六届六中全会70周年、“五一”口号提出60周年、真理标准讨论30周年、王震和薄一波诞辰100周年等。有人考察了六大会议召开地点、人数、代表情况。有人指出六大研究以往叙述过多、分析较少、观点重复，新观点新视角少。有人讨论了“五一”口号的发布及其统战意义、时代价值。关于王震、薄一波，学界集中于他们的生平事迹回忆研究。学者指出纪念党史人物的任务越来越重，需要加强研究，才为树碑、立传、搞展览、拍电视片等宣传提供基本依据，也有利于处理、答复各地有关部门及家属提出的问题。党史人物和重大事件的纪念有助于推动研究工作。今后仍需继续挖掘党史纪念活动资源，发挥其独特优势，为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服务。(朱志敏、胡国胜：北京师范大学中共党史党建研究所)
政治学篇
●关于 “普世价值”的争论成为政治学理论的热点问题
民主、自由等是否具有“普世价值”问题成为政治学理论的热点问题。有的认为，民主、自由、人权等具有“普世价值”，承认不承认、接受不接受普世价值，是一个国家、民族、社会成熟、进步的标志。英美民主就是“普世价值”民主的典型代表，不能用“中国特色”来排斥民主的普世性。也有不少学者认为，没有绝对的普世价值，只有相对的普世价值，那种所谓的适用于所有人适用于所有时间、所有地点，不以任何条件为转移的、必然性的“普世价值”，事实上是不存在的。普世价值的标准也不应该是具体哪个国家可以规定的，人类社会的政治实践已经表明，不存在统一的民主政体形式，几千年来民主发展史上也没有形成一个共同认可的民主理念和各国通用的民主体制模式，各国都有自身特色的民主建设之路，“普世价值”根本就是个坑人的骗局。还有人认为把某些西方国家一些具体的民主等政治制度设计及实践看作是普世价值是错误的。但忽视民主等理念不存在价值共同性的观点也是片面的。
实际上，认为民主具有“普世价值”，这种观点实际上是不讲界限、不讲差异、不讲情境、不讲条件，只讲抽象的普遍原则，当中国的民主发展的具体措施与这种普世价值主张不一致时，不是认为这种理论本身有问题，而是认为中国的民主实践有问题；当中国决心不照搬西方政治制度，不搞多党轮流执政、三权鼎立、两院制，走中国特色民主政治发展之路时，就抱怨中国的民主实践没有按照“普世价值”的标准来进行，并且要求中国的政治实践生硬地去适应这种标准。因此，“普世价值”某种程度上成了一套用来对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东西。
●中国公民社会建设取得了突出成就
无论是5·12汶川大地震的抗震救灾，还是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成功举办，社会志愿者都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因此，政治学研究者认为，这大大推进了中国公民社会的发展进程。有人认为，公民社会雏形在中国的出现，并不是因为先有了西方的公民社会理论才有了中国的实践，而是中国公民社会雏形的出现，迫使人们去关注这一问题，否则西方的概念根本不存在传入中国的基础。也有人认为，中国社会组织的发展为促进我国公民社会建设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当前如何加强执政党对社会组织的领导，成为维护社会稳定、化解社会矛盾、推进公民社会发展的重要问题。有的学者提出这涉及到党的执政理念。只有确立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理念，只有当人民群众认可了党的服务行为时，才能最大限度得到人民群众的支持，才能赢得人心，形成各方良性互动的基础。
●如何正确对待和发展协商民主
有学者认为，协商民主体现了民主发展的一种新的趋势，在我国协商民主有广阔的发展空间，协商民主理论应是我国发展民主政治的主要理论之一。我国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在实践中建立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政治协商制度，就其民主形式而言，正是“选举(票决)+协商”两种形式构成的。西方的“协商民主”与我们的政治协商制度有很多相似之处，我们的政治协商制度已经有半个多世纪的实践，西方的“协商民主”还处在理论研究和局部实践阶段，因此，协商民主在中国有广阔的发展前景。但是，协商民主理论首先产生于西方的特殊语境中，虽然中国民主政治制度的协商元素与西方协商民主中协商成分有部分耦合，但二者有着本质的区别。协商民主也没有统一的制度模式，西方协商民主理论只是对其选举民主的一种批判与修补，并没有根本改变西方民主的实质，并不完全适合中国。(田改伟：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
社会学篇
●民生内涵得到充分探讨
加快推进社会建设必须以改善民生为重点。有学者提出，民生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民生包括同人民群众生存和发展相关的所有领域、方面和事项。这样理解民生问题过于宽泛，可以说，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建设都属于民生问题。狭义的民生则特指人民群众的基本生存问题。具体来讲，大致可以分为两个层次：一是民众基本生活需要的满足或生存权的保障，二是民众的一般生存和发展问题。我们通常所讲的民生，是指狭义的民生概念。当前解决民生问题的着力点，是着力解决民众基本生活需要的满足或生存权的保障问题，也就是党的十七大明确提出的 “五有”目标，即“努力使全体人民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也有学者提出，民生问题包括由低到高、呈现出一种递进状态的三个层面，即民众基本生计状态的底线、民众基本的发展机会和发展能力、民众基本生存线以上的社会福利状况。
●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社会的变化特征得到理性梳理
在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的今天，社会学界非常重视对这些变化进行理性的疏理。有学者把这些变化归纳为这样几个方面：一是社会转型加速，我国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步伐加快；二是打开国门融入世界，我国从一个封闭半封闭社会转变为一个开放的社会；三是社会流动加剧，我国从一个壁垒森严的社会转变为一个流动的社会；四是“单位制”被打破，社会成员从“单位人”转变为“社会人”；五是社会分化明显，我国社会结构从简单的板块式结构转变为复杂的层化结构；六是社会矛盾凸显，解决矛盾的思路从“斗”字当头转变为构建和谐社会；七是民生问题受到广泛重视，社会建设从“短腿”逐步转变为“长腿”。改革开放30年来的中国社会之巨变，还体现在很多方面，比如越来越重视“三农”问题，在处理城乡关系上从“重城轻乡”转变为统筹城乡发展；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的理念深入人心，各项制度建设加速推进，等等。毫无疑问，中国社会之巨变，根本的动力在于改革开放。（青连斌、刘晶晶：中共中央党校社会学教研部）
传媒学篇
●我国传媒工作的环境发生了历史性变化
《人民日报》在胡锦涛6·20视察报社的第二天发表社论《让党放心，让人民满意》，文中写道：“伴随着新闻舆论工作环境的历史性变化，我们的工作任务更为艰巨、责任更加重大”。研究者认为，这种“历史性变化”主要表现在两方面：
第一是中国已经逐渐纳入了世界交往的体系，中国的一举一动与世界相关，而不再独立于世界之外了。在这种新的情形下，信息的传播如果还像以前那样“新闻，旧闻，不闻”，最终损害的是中国的形象。我们需要有对世界大家庭负责的意识，因为如今的世界各国、各文化板块之间已经紧密相连，“蝴蝶效应”随时发生。
第二是中国在技术上进入了信息社会，信息的封闭不可能了。当今世界的物质基础(生产结构)，已经不再以工业为主导，而是以信息业和服务业为主导了；当今世界的社会环境也发生了巨大变化，全球经济一体化带来了世界各地动一牵万的格局，以往封闭发展的环境不再复现；当今世界信息的传播，由于传播科技的发展使得世界传播几乎同步，天涯若比邻的传播效果正在普及，通过封闭信息来实行控制已经不可能了。
●信息公开：从临时应对转变为社会常态
信息公开的研究这几年较为集中。新闻传播学界对信息公开研究主要体现为两点：
一是信息公开对危机事件的作用机制。研究者普遍认为，社会恐慌的根源来自信息的不确定和不平衡，而不是信息的公开。一个好的社会传播机制的构建应该以公开、及时、平衡为基点。汶川大地震报道和三鹿奶粉事件，从正反两方面凸显了危机时刻信息公开与信息封锁的结果。汶川大地震伤亡十分严重，却基本没出现谣言，这主要因为我国媒体信息发布及时而详尽，公开的程度为历次灾难报道所少见；境外媒体的报道的信息源多数来自中国传媒，我们掌握了报道基调。
二是信息公开的制度变迁路径。多数研究者强调，重大危机事件推动信息公开，体现了因事成制的路径依赖。研究者认为，抗震救灾报道不应该是一次报道的战役，而应该引起制度性的反思，其成功的经验应该沉淀为制度层面的改进，而其传播体制、运作机制及运营模式的缺陷，则有待于进一步的改进。胡锦涛同志评价中国及时公布震情灾情和抗震救灾情况时说：“其中的成功经验值得认真总结，并要形成制度长期坚持。”
●搜索引擎已成为有影响力的新型传媒
11月发生的百度竞价排名事件，引来新闻传播学研究者对搜索引擎性质的关注。有的研究者认为，百度、谷歌等搜索引擎服务商并非传统意义上的大众媒体，它们应该属于企业范畴。但在实际运作中，搜索引擎已经不仅仅是一项网络技术和一个提供信息的普通平台，它发展成为一种新型的、有影响力的媒介公器，能够控制信息流动，起到舆论导向作用，直接影响人们认知世界的方式。搜索引擎是一种形态上不同于以往的新型传媒，它具有两个主要特点：
一是不生产内容却是信息的集大成者。搜索引擎一般并不直接生产内容，而是使用某些程序对互联网上的信息资源进行搜集整理，然后供用户查询，但搜索引擎上的信息流量却是巨大的。可以说，它是信息的集大成者。
二是不能控制信息的内容却能够控制信息的传播。传统媒体在信息的内容采集上有绝对优势，它们决定了可供传播的内容。但是再好的内容，如果没有传播渠道，也不一定能够到达受众。而搜索引擎既可以帮助网民与感兴趣的信息直接建立最短链的关系，实现高度集中、高度有效的信息获取，也有可能被用来阻止信息的获取。(陈力丹：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研究所)
行政管理与公共治理学篇
●大部门制改革不能搞运动式的调整
2008年年初推进的大部门制改革，是本年行政管理领域研究的重点。有专家指出，实行“大部制”，最核心的目标是转变政府职能，提高政府效能，就是使得政府在企业、社会真正成为投资建设主体后把政府该做的事情做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社会的共识。但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主体是企业、是社会，而政府更多的则是要提供有效的服务，包括政策、规划、信息、市场、重要基础设施等等方面，这是很重要的。对地方政府大部门制改革，专家认为，在不强调中央和地方简单对口的前提下，并不希望盲目地来推动地方的大部门制的改革。在明确划分事权的前提下，在解决现行财政税收体制的前提下，地方机构改革才有了一个很重要的前提。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地方机构改革包括地方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要成熟一步做一步，绝不搞运动式的调整。
●2008年重大事件频发，关于民间组织作用研究凸显
2008年最重大的公共事件是北京奥运的召开。从行政管理角度看，民间组织发展了重要的作用。专家指出，现代社会如果缺少了民间组织(也称非政府组织、非营利组织、第三部门或非营利机构)，就意味着社会缺少了一种黏合剂、缺少了一种生长点。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的一项重要作用是为广大公民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但这项工作，除了政府以外，还包括各种社会组织，如各种协会、志愿团体等现代社会的民间组织。专家甚至把民间组织参与奥运的程度，视为我国社会成熟的指标之一。
●加快建立公共服务体制，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是2008年研究的一个重点。从行政管理体制角度看，有专家认为，必须明确界定政府的基本公共服务供给责任，并将这种责任的履行作为政府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和能力建设的基石。为了实现公平和质量有保障的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在中国人类发展新阶段，应该将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作为改革攻坚的重点。第一，政府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政策的目标必须明确建立在社会公平和正义等核心价值观的基础之上，以此作为采取有效行动、排除各种障碍的基础；第二，必须尽快制定全国性的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战略规划,明确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具体要求；第三，政府行政管理体制要与有效履行为全体社会成员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责任相适应；必须加强上下级政府之间的分工与协作，改变公共服务机构“上下一般粗”、职能趋同化严重的现象，提高公共服务供给效率。第四，按照构建公共服务体系的要求，统筹设计和推进事业单位改革。(匡贤明：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
人口学篇
●中国总和生育率究竟处于何种水平
目前，在计划生育政策的持续贯彻执行中，中国进入了低生育水平时期。可以说，中国人口的总和生育率，是当前争论最多的人口学问题。自上世纪九十年代始，中国人口的总和生育率就长期低于2.1的更替水平——这意味着人口金字塔底部加速了收缩。进入21世纪，国家计生委的数据是1.8，但绝大多数学者研究得到的数据在1.6左右或在1.6以下。这就意味着，中国的生育率已经低于更替水平。长期低于更替水平将导致老龄化问题更为严重。如果这一指标真的这样低的话，人口形势就与国家人口战略所说的长期保持1.8的政策有矛盾了。另外，原来预测中可能出现的第四次人口出生小高峰，尚未见端倪。这也强化了人口出生率一步步迅速降低的态势。
●延长退休年龄的争论还会持续
在人口金字塔底部迅速收缩的同时，劳动部门感觉到了未来的养老压力。当然，现在中国人口正处于“人口红利期”——15-64岁劳动力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在70%以上——这一态势会继续维持到2020年以后。但由于少儿人口比重的缩减，未来每年新增加的劳动力人口会越来越少，但65岁及以上年龄段人口则会在逐渐的长寿中越来越多。这一减一增，必然越来越加大劳动力人口的老年负担系数。学术界关于延长退休年龄的争论正由此而发。提倡延长退休年龄的人，说退休年龄的延长会增加人们的劳动贡献，并降低退休金的支出负担；反对延长退休年龄的人，认为在当前的就业压力下讨论这一问题不合时宜。而且，在退休年龄延长中得益的往往是公务员和事业单位的人，而不是体力工人。所以，有关这一问题的争论会持续很长时间，起码在2020年之前不会有明确的结果。
●性别比造成婚姻挤压的研究成新领域
人口出生性别比指每新出生100个女婴相对应出生的男婴数。自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我国的人口出生性别比就开始上升。截止到目前，根据2007年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字，中国的人口出生性别比已经上升到100：120。原来，有关人口出生性别比问题的争论，主要集中在是否存在出生性别比的现实失衡上，也存在于对失衡问题严重程度的判断上。曾几何时，有一些人不承认人口出生性别比的失衡问题，认为是女婴的漏报导致了数字的失衡，认为实际人口出生性别比在正常范围内。近期，由于国家统计局对性别比问题的公布，认为出生性别比在正常范围的观点越来越少，但认为出生性别比的严重程度低于所公布数据的观点仍然较多。可不管怎么样，人口出生性别比已经造成了小学生和初中生性别比的失衡。未来婚龄人口的失衡问题，是迟早要发生的事情。当下有关出生性别比会造成未来婚龄人口婚姻挤压的研究，正越来越多。
(张翼：中国社科院人口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