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要感谢中国科学院《电子政务》杂志社的倡导，在新春之后举行这样一个读书会，而且，以读《信息化论》这本书作为这次读书会的主题。我相信，这样的活动对于推进我国信息化的理论和实践研究是非常有益的。
大家知道，我不是学“信息化”出身的，现代控制理论是我的本行。我也相信，在座的也没有一位是“信息化”的本科或者研究生毕业的。因为，现在还没有一个这样的本科，或者在研究生阶段也还没有这样的一个研究方向。
1984年10月，我从美国留学回国之后，从航空工业部调到国家计委工作。正式上班之前，宋平同志在办公室接见了我。交谈中，宋平同志和我谈到当代的新技术革命和我们面临的挑战，同时，也交给我一个任务，就是研究中国的国家经济信息系统究竟应该怎样建设。由此，我转变了自己的专业方向，开始研究中国的信息化问题。从那个时候起，直到这本书的出版，是整整的24年。因此，可以说这本书是我24年来研究和思考“信息化”问题的所得，既有国际的观察，也有国内的实践。这本书的写作，也是无意中被“忽悠”的结果。从2006年4月着手，到2008年3月底的最终脱稿，整整花了24个月，几乎用尽了这两年中所有的业余时间。所以“24x24”，是这本书的“特征数”。
“信息化”是什么？很多人认为，信息化就是信息技术在各行各业中的应用，无非如此，还有什么可深究的？不仅国内这样，国际上很多人也是这样认为的。这个话，当然没有全错，但是，也不全对。因为，仔细地推敲一下，就会发现，从这句话中可以衍生岀一系列需要探讨的重大问题。这句话涉及三个重要的关键词。第一，是“信息技术”。人们不仅要问，什么是信息技术？它从哪里来，到哪里去？核心技术是什么？它是怎样发展的，哪些技术导致了哪些重要的技术革新或技术革命？等等。第二，是“应用”。信息技术有哪些重要的应用，应用又怎样随着技术的发展而发展？对国家而言，战略重点在哪里，优先级如何选择？什么情况下应用成功，什么情况下应用失败，而关键的成功因子是什么？应用又涉及哪些战略、政策、标准、法规、管理问题，等等。第三，是“各行各业”。既然涉及全社会，那么经济、社会、政治、文化、军事、科技等各个方面会受到什么样的影响和冲击，哪些行业受到的影响和冲击最大？这种影响和冲击的实质是什么，导致了什么样的经济社会变革，它是一场技术革命还是一场产业革命？这种经济社会变革对全球、对国家意味着什么，又将使人类走向何处，等等。
显然，仅仅围绕这三个关键词，我们可以提出数以百计需要回答，但是很难回答，不是一句、两句话可以说得清楚的问题。把所有这些问题放在一个“篮子”里，就不难发现，“信息化”并不仅仅是一个新技术的应用问题，而是有大量的理论和实践问题需要研究。而且，这些问题，几乎涉及了国际和国家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活的所有重要的领域。由此，我们也可以体会到，中央关于“大力推进国民经济和社会信息化，是覆盖现代化建设全局的战略举措”的论断，寓义确实极为深刻，意义确实极为重大。
历史学家斯塔夫里阿诺斯（L. S. Stavrianos）在《全球通史》一书中指出（pg. 072）[1]：“人类历史中的许多灾难都源于这样一个事实，即社会的变化总是远远落后于技术的变化。这是不难理解的，因为人们十分自然地欢迎和采纳那些能提高生产率和生活水平的新技术；但是，人们却拒绝接受新技术所必须的社会变化，因为采纳新思想、新制度和新做法总是令人不快的。”这句话，值得我们深思。为了避免可能发生的“许多灾难”，我们在研究信息化的理论与实践问题的时候，一定不能只看到技术的一面，而忽略了社会的一面。事实上，只有将注意力放在信息技术所带来的经济社会变革上，才是真正地抓住了构建信息化理论体系的最本质、最核心的动因。
所谓体系，在英文里面就是system。一个理论体系或系统，是一套按照一定的思维逻辑组织起来的、相互关联的思想或原则。今天，主要讨论一下构造信息化理论体系的基本框架所涉及的主要问题。
一、基本逻辑关系
什么是与“信息化”相关的基本逻辑关系呢？“信息化”缘何而来，又向何处去呢？
首先，是信息技术的出现。数字计算机的发明，开创了人类文明史上一个现代信息技术唱主角的新纪元。过去60多年，现代信息技术飞速发展（pg. 010），数字计算机在人类社会生活中的角色不断演变和扩充，在人类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引发了“一系列的技术改进或技术革命，推动了人类社会生产力的巨大发展（pg. 034）”。这些，都是我们都亲历的。显然，信息技术是信息化的“根”。
其次，是信息革命。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和无处不在的应用，使得人类生产体系的组织结构和经济结构产生了一次新的飞跃，导致了信息革命的发生。恩格斯最先给出了产业革命的定义，他说：“产业革命是指生产体系的组织结构和经济结构的一次飞跃”（pg. 033）。这个“产业革命”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工业革命”，在英文里面是同一个词，即industrial revolution。长期以来，我们将这个词翻译为工业革命，将工业（industry）定义为第二产业，并因而导致对工业革命和工业化（industrialization）的误解，是一个非常严重的失误（pg. 278）。长期以来，对我国的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产生了极为不利的影响。这种影响，直到今天，依然挥之不去。
第三，是信息革命引发了一个全球性的信息化进程。正像工业革命在全球引发了一场工业化的历史进程一样，信息革命也在全球引发了一场信息化的历史进程。工业革命发生在英国，工业化将英国的工业革命推向世界（pg. 075）；信息革命发生在美国，信息化将信息革命推向全球。为什么呢？因为每一个国家，每一个民族，都希望利用这“一系列的技术改进或技术革命”，促进本国生产力的巨大发展，为本国、本民族在全球竞争中求生存，求一个“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
第四，信息革命和信息化将人类社会导致何方呢？是信息社会。就像工业革命和工业化的进程将人类社会由农业社会导致工业社会一样，信息革命和信息化的进程将会使人类社会由工业社会步入信息社会。信息社会因而也成为与时俱进的“现代化”概念的一个基本方向和目标。离开了信息化和信息社会，我们的现代化就有可能迷失方向。
因此，与信息化理论体系相关的基本逻辑关系是：
信息技术＝>信息革命＝>信息化＝>信息社会
相应地，研究信息化的理论体系，就是围绕上述基本逻辑关系中的这四个要素，研究他们的理论问题及其彼此之间的相互关系。
二、现代信息技术（IT）
首先，什么是信息技术？我们中国人习惯于从字面上理解信息技术，把凡是与信息的采集、处理、传播等相关的技术都叫做信息技术。这样，计算机、软件、互联网、数字电视是信息技术，印刷术、报纸、电报、广播，也是信息技术。
但是，处理“信息技术”这个概念必须非常小心。中国人可以有自己关于信息技术的定义，但是，这个定义必须与国际上有共同的理解，否则，不仅会在国际交往中闹岀很多笑话，而且，还会误大事。事实上，在1971年Intel公司的微处理器发明之前，国际上有电子技术、计算机技术、通讯技术、半导体技术等词汇，但是，是没有信息技术，information technology（IT），这个词的。有学者认为，IT这个词出现在20世纪的70年代，而后逐渐使用频繁。按照维基百科的说法，information technology这个词是Jim Domsic在1981年提出来的[2]。国际上，通常将IT理解为基于（数字）计算机的各种相关技术，既包括硬件技术，也包括软件技术。随着计算机技术与通信技术的一体化（convergence），IT的概念有所扩展，即泛指与信息的生产、处理、存储、通信、交换、传播或利用相关的各种技术。但是，按国际共识，判断这些技术是否属于信息技术，即“information technology”，有两个参考座标：一是以数字技术为基础；二是基于微处理技术，或者说，使用了微处理芯片的技术（pg. 003）。关于信息技术（IT）的定义，对于信息化理论体系中一系列理论和实践问题的研究有重要的影响。
考虑到我们的实际情况，也为了使我们对于信息技术和IT的认识与国际上比较一致，可以建议用“现代信息技术”和“传统信息技术”来区分不同时代的信息技术。例如，电报、模拟电话、传真机、模拟电视属于传统信息技术的范畴；电子邮件、网络电话、程控交换、数字电视则属于现代信息技术的范畴。相应地，在理解information technology或IT的时候，虽然前面没有加上“现代（modern）”这个词，我们还是应该在心里明白，指的是“现代信息技术”（pg. 003）。很多人对于IT和ICT有什么不同，也感到不解。其实，本质上没有区别，只是后者更强调通信技术在信息化进程中的重要意义而已（pg. 004）。
关于信息技术的最重要的全球共识，就是：信息技术是一门通用技术（general purpose technology – GPT，pg. 035）。既然是一门通用技术，那就是任何一个部门、任何一个机构、任何一个企业，甚至任何一个人都不可或缺的技术。由此，凸现了信息技术有别于其它技术和技术革命之处。此外，有通用技术，就有通用产业（general purpose industry - GPI）。通用产业的重要性显然远高于一般产业，因为他影响其它产业的发展。那么，什么是信息时代的通用产业，成为非常值得我们关注和研究的问题。如果我们不认识信息时代的通用产业，我们的工业化有可能偏离正确的方向。因为，通用产业不发达和不先进，其它产业必然落后和缺乏竞争力。
关于信息技术在过去60年发展的基本特征，理论上有一些概括性的描述：一是衡量信息技术发展状况的三个主要参数是存储量、网络带宽、计算能力，而在过去60年，三者各自的容量、带宽、或能力增加一倍时，其价格均下降一半；而性能增加一倍的时间则各约为12个月、9个月、和18个月（pg. 004）；二是描述信息技术发展趋势有所谓“四大定律”，即摩尔定律、贝尔定律、吉尔德定律、梅特卡夫定律（pg. 005-008）；三是信息技术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即：主机阶段，微机加局域网阶段，及互联网或网络计算阶段（pg. 010），网格计算和近来风靡一时的云计算，都是网络计算的表现；四是信息技术处理内容的演变，由数据管理转变为信息管理，并进而走向知识管理（pg. 016）；五是在应用信息技术的指导思想上的演变，由计算机化转向业务流程再造，又向机构改造发展（pg. 026）。后面两点，即四和五，看起来不是有形的信息技术；实际上，是信息技术中的软技术，也是信息技术发展的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在研究信息技术的时候，人们往往容易重视信息技术中的硬技术，如计算机技术和微处理技术、通信技术和网络技术，而忽视其中的软技术。软技术是组织和使用硬技术的技术，如方法学（methodology）就有很多讲究，值得我们重视和研究。
关于信息技术未来的走向，《信息化论》一书在第六章中从8个方面做了比较详细的讨论（pg. 163-228）：微电子与纳米技术、电子通信技术、对等网络与网格计算、数字电视与“三网融合”、泛在计算与射频辨识、海量信息资源开发利用、多媒体信息处理、计算科学与高端计算。值得强调的有两点。第一点，有一些学者、专家问我，信息革命似乎已经走到了尽头，后面还有什么花样？实际上，过去60年来信息技术的发展只是一场真正的信息技术革命的序幕，而精彩纷呈的高潮还在后面，在未来的半个世纪（pg. 163）。上述8个方面的讨论就是要回答这个问题。第二点是要说明，信息技术的发展不断地为新的应用创造新的条件，而新的应用需求又反过来催生新的技术发明和促进信息技术的不断进步（pg. 099）。技术和应用就是这样交替促进的，从辩证法的观点来看，发展是无止境的。从这些讨论也不难看出，信息革命方兴未艾，我们正处于人类科学技术的更大变革的前夜，信息化核心科学与技术的发展，不仅值得科学家们高度关注，更值得政治家们高度重视（pg. 003）。时代不同了，政治家也不能鄙薄技术；在信息时代，对于现代信息技术没有见识的政治家不能算是一个合格的政治家。
三、信息革命
关于信息革命的说法很多。有人认为，人类历史上有过3次信息革命（pg. 092），有人认为是5次信息革命（pg. 031），也有人认为有过6次信息革命[3]。实际上，他们所列举的信息革命，都不带有类似于农业革命和工业革命这样的产业革命性质。为了避免概念上的混淆，我们可以只讨论当代的信息革命。
信息革命，就字面而言，是指在信息的采集、存储、处理、检索、传播、利用等各个方面的一系列的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但就本质而言，则是关于人类信息和知识的生产、传播和利用的一场革命。当代的信息革命是由于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所引起的。如前所述，现代信息技术是基于数字计算机的技术，因此，数字化是当代的信息革命的最基本的特征，而当代的信息革命实质上就是一场信息数字化的革命（pg. 033）。
当代的信息革命从什么时候算起，国际上有两种不同的意见。一种意见认为是1946年第一台电子数字计算机（ENIAC）的诞生；另一种意见则认为是1971年第一个微处理芯片（Intel 4004）的发明。事实上，没有数字计算机的发明，也不会有后来的微处理芯片的发明，因为，微处理芯片也是以数字计算技术为基础的。因此，说当代的信息革命始于第一台电子数字计算机的发明，似乎更合理一些；当然，不可否认，微处理器的发明在全球信息革命的进程中具有里程碑的意义，无疑大大地加快了当代信息革命的进程（pg. 032）。
理论上，人类的一切逻辑思维活动都可以计算机化，问题只是在于计算机的运算速度和存储量是不是足够快和足够大，体积和价格是不是足够小或低。显然，随着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这个目标正在被“逐次逼近”。与工业革命延伸了人类自然力中的“体力”不同，信息革命延伸了人类自然力中的“脑力”，由于人类社会方方面面的活动无一不有信息的伴随，人类社会方方面面的活动无处不用“脑”，因此，信息革命对人类的生活、工作和学习产生了极为深刻的、革命性的影响，并由此而带来人类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军事等各个方面的重大变革。这正是我们必须重视信息革命的真正原因所在。
为什么说当代的信息革命是一场产业革命，而人类历史上其它的“信息革命”就不带有产业革命的性质，最好的办法就是把当代的信息革命与工业革命的相似性做一个认真地比较。这个问题既可以从当代的信息革命对人类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军事的影响等各个方面加以讨论（pg. 034-064），也可以从当代的信息革命所导致的人类社会的经济体系、产业结构、组织体系和社会结构的变化进行研究（pg. 076-086）。当然，所有这些影响、冲击、变革都还在不断地发展和深化之中，值得我们不断地监测和研究。如果把“革命”理解为“自然界、社会界或思想界发展过程中产生的深刻质变”[4]的话，可以说，工业革命主要是“革了传统农业的命”，因为工业革命使传统农业产生了深刻的质的变化，发展为现代农业；而信息革命主要是“革了传统工业的命”，因为信息革命使传统工业产生了深刻的质的变化，而且，还在继续产生更为深刻的质的变化（pg. 090）。
应该看到，工业革命对人类社会的影响，更多的是有形的（tangible）、物质的、硬性的，而信息革命对人类社会的影响，则更多的是看似无形的（intangible）、非物质的、软性的。如果说工业革命产生的是一种“硬实力”、是体现力量的“肌肉”的话，信息革命所产生的则是“软实力”、是体现智慧的“大脑”（pg. 091）。前者使人更“强壮”，因为有形而容易受到重视；后者虽然使人更“聪明”，却因为看似无形而不易受到重视。这是热衷于工业化的人们容易犯的一个毛病，也是信息化推进中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和社会阻力的一个重要原因（pg. 090）。
人类生活在物质社会中，必须解决“衣食住行”问题；人类不可能吃数据、穿信息、住数据库、走网络，这是显而易见的真理。工业革命、工业化是不能回避的、不可跨越的。在信息时代，没有“软实力”的“硬实力”，虽然只是一推“俎上肉”；但是，“软实力”却必须依附于“硬实力”之上，通过“硬实力”来体现。换言之，信息革命只有基于工业革命之上，信息化只有融于工业化之中，才能凸现其意义和价值（pg. 090）。这一点，是我们搞信息化推进的同志们所必须注意避免的、因忽视工业化的重要性而带来的一种片面性。
对称咨询公司的总裁伯纳特（G. Bennett）曾经问到，“2%的人口就可以种出够我们吃的所有食物, 如果另外的2%的人口能够制造出我们需要的电冰箱和其它物品,这个世界又会怎么样?”这个说法虽然有点极端，但是一个很有意思、值得令人深思的问题（pg. 091）。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是工业化最终解决了传统农业的劳动生产率低下问题，把农业的劳动生产率提高到极至；现在，则轮到信息化来解决传统产业的劳动生产率提高问题，将传统产业的劳动生产率再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这种提升，必定会带来经济社会的巨大变革。“2%”这一天的到来，不是不可能的，我们必须为之做好准备。
上面讲的都是信息革命对一个国家的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的影响，而信息革命对于一个国家或民族能否“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影响，则使我们认识信息化的历史意义显得更为重要。这里，有两个重要的观点。一个，是信息革命改变了国家比较优势的内涵，使国家信息优势在保护国家利益和国家主权方面具有重要意义（pg. 065），而国家信息能力的建设直接影响国家的信息优势（pg. 253）。关于这一点，罗宾逊对于前苏联在美苏竞争中失败的原因的分析（pg. 068）值得重视。另一个，是信息革命使单一民族国家的主权原则，即“西法利亚主权原则”受到挑战（pg. 054），有可能像工业革命一样，改变国际政治的格局，重绘世界政治的版图（pg. 056）。
政治革命一定有反革命；技术革命一定有社会阻力。前面提到的斯塔夫里阿诺斯所说的“人们十分自然地欢迎和采纳那些能提高生产率和生活水平的新技术；但是，人们却拒绝接受新技术所必须的社会变化，因为采纳新思想、新制度和新做法总是令人不快的”，说的就是技术革命的社会阻力。历史学家肯尼迪（R. Kennedy）也研究过工业革命的社会阻力（pg. 080）。显然，不研究和不认识信息革命的社会阻力，信息革命和信息化都是难以成功的。
当代的“信息革命”这个概念已经被广泛地采用和使用了，如果我们用Google搜索一下的话，可以得到2亿3千万条结果。但是，对于当代的信息革命是不是一场“革命”，学术界仍然争论不休（pg. 093）。这和学者们对于工业革命的争论有些类似。工业革命到现在已经200多年过去了，仍然有学者认为“工业革命”的提法缺乏科学性（pg. 092）。当然，无论学者们如何争论，信息革命还将继续发展，并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
四、信息化
信息革命引发了信息化的浪潮，而信息化则使信息革命发展和深化。信息化在20世纪90年代形成一个高潮，因为互联网在全球的普及应用和美国的新经济，震撼了全世界。
什么是“化”？“化”就是“变化”。“信息化”就是向着充分利用信息（包括由信息而产生的知识）的方向变化。
有一位著名的计算机专家问过我，“信息化”是不是中国人发明的？很遗憾，这个词还不是中国人发明的，而是一位日本社会学者－梅棹忠夫，在1963年首先提出来的（pg. 096）。关于信息化的定义，各种版本很多。我想，这是关于信息化的一个不断认识、不断深化的过程，应该顺其自然，不一定要急于“统一”。但是，认识到信息化不仅是一个技术的进程，而且是一个社会的进程，则非常重要。联合国在1998年出版的《知识社会》一书中指出：信息化“既是一个技术的进程，又是一个社会的进程。它要求在产品或服务的生产过程中实现管理流程、组织机构、生产技能以及生产工具的变革”。从这个关于信息化的描述中可以看出，对于信息化的认识和理解有几个不可忽视的要点。首先，信息化并不仅仅是一个技术的进程，或简单的现代信息技术的应用问题；而更重要的，信息化是一个社会的进程，即社会发展和演变的过程。其次，信息化不仅仅具有生产力（生产技能与生产工具）发展的内涵；同时，更重要的，信息化意味着生产关系（管理流程和组织机构）的变革（pg. 096）。
《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在诠释“现代化”一词的时候指出（pg. 229），“现代化没有一定的典型模式，没有两个国家可以取同样的道路。因为各个社会的发展是不平衡的，社会和文化的变革并不是同时发生的，也不可能以同一速度发展。” 研究全球信息化的发展，当然离不开对世界各国，特别是一些影响较大的国家的信息化进程的研究。但是，应该注意的是，这种研究，要点并不在于世界各国正在做什么或者准备做什么（这些对于我们当然有借鉴意义），而在于他们对于全球信息化进程的基本观点（vision）和见识（insight），他们对所处的国际、国内环境的分析，以及他们采取各种基本的政策、战略和举措的原因（pg. 125）。
从发达国家的情况看，各国在信息化的推进中有“三争”（pg. 126）：第一，争核心技术和产业；第二，争经济结构转型；第三，争应用水平。发展中国家的信息化推进则与发达国家存在着战略上的重大差异。对绝大多数的发展中国家而言，信息化推进只能停留在“现代信息技术的应用”这个层次上，而且，许多的应用还仅仅停留在公共领域，无法染指发达国家信息化的“三争”（pg. 128）。这就是为什么安德逊（R. H. Anderson）将世界各国信息化推进的情况按深度和性质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在信息技术的前沿非常活跃和创新的国家；第二类是依赖于他国研发的先进信息技术，但在相关的软硬件产品的生产方面非常活跃的国家；第三类则是利用他国的技术和产品，在应用方面比较活跃的国家。按照这个分类，中国大抵只属于第二类。毫无疑问，只有处于上述第一类的国家才能牵住信息化的“牛鼻子”，才有可能引领时代的潮流，从信息化的大潮中获取最大限度的国家利益（pg. 129）。仅从这一点看，将信息化理解为“现代信息技术在各行各业中的应用”也是不够的，因为，用得再好，也不过是一个信息化的三流国家。
兰德公司于2000年举办了第一次关于当代信息革命的研讨会。在会上，学者们形成的一个共识是：当代信息革命的发展取决于市场、政府、社会和文化四种力量的相互作用。信息革命所产生的各种成果,并不仅仅源于市场力量和政府政策所形成的激励先进技术发展的驱动力量，而且，与国家的社会和文化价值密切相关，社会与文化价值不仅影响技术发展,还对市场活动和政府政策产生着重大的影响（pg. 044）。换而言之，信息化的顺利推进也与市场、政府、社会和文化四种力量的相互作用密切相关。
与此相关的一个很有意义的问题是：信息革命为什么发生在美国，而没有发生在曾经引领全球工业革命的英国或欧洲？回答这个问题，需要从历史的、社会的、文化的角度来研究和思考（pg. 112）。列文（R. A. Levine）认为，与美国相比，欧洲国家不太愿意接受经济和社会变革，拒绝接受经济社会变革带来的风险，并因而对信息革命带来的经济、社会变革持怀疑和不信任的态度。因此，在欧洲，对于变革的社会阻力较美国为大。从文化的角度来看，欧洲人比较强调经济与社会发展的“结果”的公平，因而也不太愿意接受在一个急遽变化的技术革命的环境中，风险企业“赢者通吃”的局面。从国家层面来看，欧洲人比较倾向于各国之间的趋同（convergence），希望欧洲国家能够逐步达致相同的发展水平，包括那些还没有加入欧盟的国家；而美国人则不希望其他国家在某一个水平上与他们“会聚（converge）”，更不要说超过他们，美国要的是永远领先于，甚至是“凌驾于”其他国家（pg. 113）。那么，想一想我们中国人，我们对于经济社会变革的态度是什么呢？
信息革命与人类历史上的农业革命和工业革命类似，对人类社会发展的所有影响均植根于经济、社会的重大变革之中。因此，一个社会对于变革的态度成为其如何“拥抱”产业革命、是否能够成功应对产业革命带来的挑战的关键（pg. 129）。从历史上看中国人对于火车和铁路曾经有过的态度，可以看出中国人不像是一个勇于“拥抱变革”的民族（pg. 129）。这也许是我们在推进信息化的过程中经常会遇到比较大的社会阻力，会出现比较大的起伏的原因吧。
熊彼得（J. A. Schumpeter）提出过著名的“创造性破坏（creative destruction）”的观点（pg。130），将经济与社会发展看作为一个不断破坏旧传统，开辟新领域的过程，没有破坏，就没有创新。然而，仅有对于创新的鼓励是不够的。创新，就可能有成功和失败；变革，可能产生赢家和输家。因此，鼓励创新求变就必须有鼓励承担风险、容忍失败的社会机制，有所谓“不以成败论英雄”价值观。在一个社会中，如果由于创新求变失败而导致的法律、金融、社会后果非常严重，勇于创新和承担风险的精神就很难得以发扬，人们就会趋于“求稳怕乱”。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对于鼓励创新也非常重要。如果在技术创新中的失败，能够得到适当的社会照顾和补偿，人们对于创新的冒险精神可能就会强烈很多，因为后顾之忧较少。此外，社会作为一个整体，应该有鼓励变革、宽容在变革和创新中所产生的各种失误的社会风尚。对于在信息化过程中出现的各种缺点和问题，社会不应该动辄予以指责，而是应该在肯定创新的努力的同时，鼓励发现其中存在的问题和失误，在新的起点上再做创新的努力（pg。131）。
五、信息社会
信息化推进的结果将导致人类进入信息社会，这一点，全球政治家已经有共识。2003年12月，在瑞士召开的第一次“信息社会世界峰会”通过了一个“原则声明 － 构造信息社会，一个新千年的全球挑战”。在这个原则声明中，世界各国政治家“代表世界各族人民宣布”：“我们深信不疑，我们正在共同迈入一个极具潜力的新时代，一个信息社会的新时代，一个扩展人类沟通和交流的新时代”，正式向全球确认了信息社会的来临（pg. 134-135）。
然而，学术界的争议仍然很大。这种争论主要表现为两类：一类学者基本上接受信息社会的概念，虽然他们可能是从不同的角度来认识和评价信息社会的特征，而且，对于信息社会也有着不同的定义；另一类学者则多从意识形态的角度出发，基本上不接受信息社会的概念，认为信息革命和信息化，以及目前所讨论的信息社会的各种特征，不过是工业社会已经建立起来的各种关系的一种延续，是历史的一种正常的发展，并无新奇之处（pg. 136）。
在基本上接受信息社会这个概念的学者中，主要争论在于信息社会的测度和判定标准。新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韦伯斯特（F. Webster）曾经就此做过比较全面的讨论（pg. 137）。他将国际学术界关于信息社会及其测度的讨论归纳为技术、经济、社会、网络、文化5个维度。
从技术的维度看，托夫勒（A. Toffler）的观点比较有代表性，即人类文明已经经历过两次巨大的变革浪潮，即农业革命和工业革命，并正在经历着由新技术革命所引起的第三次浪潮。但是，他认为“今天的历史发展更快，第三次浪潮的变革可能只要几十年就可以完成”，则未免过于乐观；此外，他对于信息革命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影响也有许多地方值得商榷（pg. 140）。奈斯比（J. Naisbitt）虽然也认为（pg. 139）“电子计算机之于信息时代，恰如机械化之于工业革命”，但是，他认为“在五十年代后期，信息社会就已经存在”，则未免欠缺说服力。我想，没有微电子和计算机，没有互联网，人类很难进入真正的信息社会。实质上，从技术的维度研究信息社会的形成，也就是从生产力发展的角度研究人类社会的发展，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仅就技术而言，并不能解决信息社会的测度问题。
从经济的维度看，比较著名的学者是马克卢普（F. Machlup）和波拉特（M. U. Porat）。马克卢普由于过世较早（1902-1983）,完全没有能够看到20世纪90年代微机、互联网的应用在全球普及以后的高潮时期，信息和知识在全球化的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军事和科学技术发展中所扮演的史无前例的角色（pg. 141-142），因此，他的研究有相当的时代局限性，给人一种“过时”的感觉。波拉特的研究工作的重要意义在于他将经济部门分为主要信息部门（信息产品及信息服务直接用于信息的生产、分配或处理）、次要信息部门（政府及非信息单位产生的仅供内部业务流程使用的信息服务）和非信息部门三个门类，设法完成了信息的经济重要性的量化，是一个开创性的、令人印象深刻的成就，而且获得了国际上（OECD）的承认（pg. 143）。管理学大师德鲁克（P. Drucker）在1969年提出了知识已经成为许多经济活动的基础，我们正在 “由一个以物质生产为基础的经济走向一个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的论述。1993年，他出版了《后资本主义社会》一书，认为“真正控制资源的决定性的‘生产要素’既不是资本，也不是土地或劳动力，而是知识。”这种观点多少有一点将“知识”的重要性极端化。因为，“知识就是力量”，而力量是需要有载体的。没有土地和资本这样的“肌肉”，知识这个“力量”其实也使不出劲来。宣传德鲁克的这种观点，则有可能为反对信息化的人提供口实。
从社会的维度看，德奇（K. Deutsch）早在1983年就提出，以超过一半的从业者在信息经济部门中就业作为定义信息社会的一个指标，OECD也实际上采用了这个指标（pg. 144），简而言之，信息社会是大多数就业者皆从事与信息相关的工作的社会（pg. 145），大多数人不再是与物质和能源打交道，而是与信息、信号、符号、以及图像等打交道。从社会维度看，还有一个值得重视的工作是贝尔（D. Bell）在1976年出版的《后工业社会的来临》一书。贝尔在看到了20世纪中后期白领社会和知识工作的出现，以及因此而来的传统产业中工人人数下降的同时，还认为其产生了意义深远的变革，如以阶级为基础的政治斗争的结束，更多的公共意识，以及性别平等观念的发展等等（pg. 144）。
从网络维度看，可以直接以“网络经济”来描述信息社会的基本特征。这方面，卡斯特斯（M. Castells）认为，网络构成了人类社会的一种全新的社会形态（morphology），而信息社会的核心特征之一是作为其基本结构的信息网络的内在联系，正是这种内在的逻辑结构说明了网络社会这个概念内涵（pg. 148）。伯尔尼（D. Barney）关于网络社会的两个基本特征的描述也具有代表性（pg. 148）。
从文化维度看，一个媒体趋于饱和的社会使很多学者认为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信息社会。特芮尼（A. Touraine）认为，工业社会改造的是生产的方式，而后工业社会则是改变了生产的最终结果，即文化（pg. 149），值得令人深思。他将后工业社会解释为“程序化的社会（the programmed society）”，而在后工业社会的文化再生产中，信息、消费、健康、研究、教育等均将被产业化，无疑是有启发性的；但是，他认为后工业社会具有非物质生产的性质，则是令人置疑的，因为，人类任何时候都离不开物质生产，信息社会也一样。我想，最多只能说信息社会中，非物质生产对物质生产的生产力水平具有决定性的影响。
关于信息社会，虽然政治家们已经达成了共识，但是，在经济和社会学家之间，质疑的声音很多。学者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去解读和定义信息社会。但是，对于每一种定义，核心问题都是测度问题，即所定义的信息社会将如何测度，是否具有可测性，是否具有学术上的严格性和严密性（pg. 149）。从现有的情况来看，所有这些研究给人的总的感觉是除了如何确保测度信息和知识在社会活动中的含量的准确性之外（例如，波拉特经济部门分类（三个部门）的“两刀”怎么切法？），很多学者没有能够抓住数字技术和微电子技术这样一个区别工业社会和信息社会的分水岭，因此，在测度方法上陷入了相当的困境，搞得不好，甚至可以得出人类在发明印刷术或电话电报以后就进入了信息社会的结论。因此，测度信息社会，仅从某一个维度来看是不够的，需要有一个多维度测度的指标体系。
对于20世纪中期以来学者们关于工业化以后人类社会发展的许多概念和理论，如信息社会、知识社会、网络社会、后工业社会、后现代社会等等，基本上都持反对意见的是所谓的新马克思主义派，其代表人物便是社会学家、英国伦敦城市大学社会学教授韦伯斯特（F. Webster）。从意识形态的角度观察信息社会，反对的声音也很多，什么网络资本主义、数字资本主义、信息资本主义、高科技资本主义等等，不一而足（pg. 153-155）。
当然，信息革命和信息化不可能等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完成了某种研究，甚至达成了一致的意见之后才向前发展。从学术研究的历史经验来看，这种研究是一个不断持续和不断深化的过程，而且，“达成一致”几乎是不可能的。在学者们喋喋不休地进行争论的同时，不管信息社会如何定义，也不管有没有信息社会的准确的测度，信息革命仍在继续深入发展，信息化仍在继续快速推进。信息革命和信息化都不是在信息社会的定义和测度的指导下产生和发展的。因此，对于每一个国家和民族，甚至每一个单位和个人而言，认识信息革命及其带来的经济社会变革的实质，研究如何抓住机遇、求得发展才是最重要的（pg. 155）。
六、人类文明发展的“三化论”
在讨论了第一节所提出的信息化理论体系基本逻辑关系中的四个要素之后，我们不禁要回过头来、闭上眼睛想一想，信息化在人类历史发展长河中究竟处于什么地位。
人类文明发展的历程可以用“三化”来概括，即：农业化、工业化、信息化（pg. 283）。这“三化”是人类文明发展的三条平行的轨迹（pg. 284）。是否还有第四化，例如，农业技术、制造技术、信息技术、生物技术和其它技术的融合，是否会带来新的产业革命，目前尚不清楚。
第一化是农业化（pg. 283）。旧石器时代的人之所以能成为人，是因为他们学会了说话、制作工具和使用火。犁的发明引发了农业革命，成为农业革命的核心技术（pg. 029），使人类由靠“采集食物、捕猎动物”为生走向以“栽培植物、畜养动物”为生；人类文明开始了“农业化”的进程。农业化使人类社会由原始社会进入农业社会，农业成为农业社会的支柱产业。农业革命发生以后，农业化成为人类文明发展的一个永恒的主题。因为，“民以食为天”，农业化不会结束。人类不会放弃农业生产，再回到原始社会，依靠大自然的施舍，靠捕捉小动物、采集食物为生，这是毫无疑问的。只是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农业化被注入了新的内涵，水平不断提高。美国科学家曾经预言，一个全自动的、由计算机和机器人操作的农业将在未来10至20年之间实现（pg. 040）。
第二化是工业化。始于1775年前后蒸汽机的发明开始了人类文明史上的工业革命，蒸汽机成为第一阶段工业革命的核心技术；随后，电机和电气成为第二阶段工业革命的核心技术（pg. 029-030）。工业革命使人类由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走向以“货物和服务的商业性生产”为中心的工业经济，人类文明从而开始了“工业化”的进程（pg. 280）。工业革命的本质是产业革命；工业化的本质是“产业化”。工业革命不仅导致了第二产业的产业化，也有力地促进了第一产业的农、林、牧、副、渔业的产业化；工业革命还推动了第三产业的产业化，如金融业、保险业、运输业、教育业、零售业（如沃尔玛、家乐福等）、饮食业（如麦当劳、肯塔鸡等）等都向着产业化的方向发展。工业化使人类社会由农业社会进入工业社会，制造业成为工业社会的支柱产业。在“货物和服务的商业性生产”过程中，人类不断地发明和引进先进的科学和技术，提高货物和服务的商业性生产的劳动生产率。因此，工业化是一个动态的、不断发展的概念。工业化只有发展，没有结束，因为，人类“货物和服务的商业性生产”永远不会结束（pg. 281），人类不会再回到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
第三化是信息化。1946年第一台电子数字计算机的发明开始了当代的信息革命；1971年第一个微处理芯片的发明，强化和加速了这场信息革命（pg. 033）。计算机和微处理技术成为信息时代的核心技术（pg. 287）。信息革命使人类文明开始了“信息化”的进程，人类社会开始由工业社会进入信息社会，以计算机和网络技术为基础的，以信息和知识的生产、传播和利用为内涵的现代服务业将成为信息社会的支柱产业。信息化也不会结束，因为人类社会“信息和知识的生产、传播和利用”永远不会结束（pg. 284）。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人类信息和知识的生产、传播和利用的手段会不断创新，信息化也会不断地被注入新的内涵。
从人类文明发展的历程来看，农业化、工业化、信息化不是相互排斥、“有你无他”的发展过程；也不是一先一后、互相“断代”，“你方唱罢我登场”的关系，而是一个相互渗透、相互融合的过程（pg. 284）。不是工业化了农业化就结束了、信息化了工业化就结束了；不是工业化了就不要农业化了、信息化了就不要工业化了。三者并不彼此对立。农业化也好、工业化也好、信息化也好，都是一个渐进的、发展的，由表及里、由浅入深的过程；促进他们的相互融合，就是人类文明发展的永恒的主题（pg. 284）。
我个人认为，“三化论”为信息化找到了一个比较好的历史定位，也比较好地解决了对“三化”本身及其相互之间的关系的认识问题。以“三化论”为基础，人类文明发展的研究，一共包含7个领域：即农业化、工业化、信息化自身问题的三个研究领域和“三化”之间相互作用的四个研究领域。“三化”之间一共有四个相互关系，即：农业化与工业化的关系（工业化怎样影响农业化和农业化怎样促进了工业化），农业化与信息化的关系（信息化将怎样影响农业化），工业化与信息化的关系（信息化怎样影响工业化和工业化怎样促进信息化），以及农业化、工业化与信息化三者之间的互动关系（经济社会转型和信息社会）。各位一看便知，围绕这四个关系，有许多重要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值得研究。
七、小结
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所讲的只是关于信息化理论体系基本框架的研究，内容大约只覆盖了《信息化论》这本书的前六章。信息化的理论体系或许可以用一棵“信息化理论树”来描绘。信息技术、信息革命、信息化和信息社会这四大主题构成这株理论树的“树干”。围绕这个“树干”，可以延伸岀许多“树支”，亦即信息化理论体系的分支，包括与信息化相关的需要研究的许多理论和实践问题。
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信息化当然也有许多的理论和实践问题需要研究。关于这一点，也可以梳理岀一组基本的逻辑关系.
最后，应该强调，信息化理论体系研究的目的是为了使我们更好地认识、把握和驾驭这个由信息革命所引起的经济社会转型过程，从而更好地为我国的发展和现代化服务。因此，“信息化学术研究”的实践性非常重要。无论研究信息化的理论还是实践问题，目的首先都是为了更好地服务于我国的信息化进程（pg. 663）。离开了这一点，信息化的理论和实践研究就会变成一种“学院式”的研究，变成“故弄玄虚”，也就失去了任何价值和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