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水平影响作战思想的变革。科学技术的每一个重大进步往往都会迅速地运用于武器装备的改进和发展上，继而随之引起军事思想的变革。恩格斯早就明确指出，“一旦技术上的进步可以用于军事目的，并且已经用于军事目的，它们便立刻几乎强制地，而且往往是违反指挥官的意志而引起作战方式上的改变甚至变革。”20世纪30年代武器装备的迅速发展宣判了消极防御战略的死刑，作战飞机和装甲车辆的飞跃发展，为实施高速机动的进攻提供了广阔的前景，与之相适应的是产生了一批崭新的军事思想：意大利人杜黑的“空军制胜论”，英国人富勒的“机械化战争论”，苏联人图哈切夫斯基的“大纵深理论”，德国人施利芬、古德里安等人的“闪击战”理论等。冷战后，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又出现了“非线式、非接触、非对称”等作战理论。

　　科技水平对战斗力的其他要素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科技水平促进军队的编制体制、教育训练、后勤保障等发生飞速发展。正如前苏联军事家伏龙芝所言：“如果武器发生了变化，技术有了新的进步，那么军事组织形式和统率军队的方法也要随之变化”。

　　科技水平在一定条件下能决定战役或战斗的胜负。英国人“最先用最完善的步枪即恩菲耳德式步枪装备了所有步兵，这种步枪是米涅式步枪稍加改良而成的；它的优点在克里木战争中完全得到了证实，并且在因克尔芒会战中挽救了英军。”技术和装备如果过分悬殊，则弱小的一方在战斗中是必败无疑的，因为这样等于是丧失了从劣到优转化的条件。

　　此外，还应注意到科技对于战争还有一个积极的意义，是降低战争的暴烈性。信息化战争中，由于大量高科技的应用，使战争的暴烈性大为下降，甚至有机会来关注高技术战争中的道德问题。“零伤亡”理论固然有争取国内支持、为霸权主义服务的一面，但在一定程度上也体现了重视人的生命，减少己方军人伤亡甚至包括敌方平民、军人伤亡的一面。西方军事理论的一些专家确也在认真探讨诸如“精确制导武器与道德”等问题，不管怎么说，这多少算得上战争史上的一大进步。

　　西方军界的不少有识之人早已认识到技术并非万能，单靠技术的作用，是难以夺取战争的胜利的。更为重要的是，技术要与士气、训练、谋略等人的因素，综合起来发挥作用。如，富勒一方面强调军事技术的作用，同时也指出：“从长程的观点来看，技术并不能垂之永恒。”有着“空军制胜论”者之称的杜黑也认为：“我始终坚持，并将继续坚持认为一支较弱的空军可能打败一支较强的空军，条件是在它的进攻行动中表现更加机智、更加紧张和更加猛烈，就可弥补力量上的差距。”在新军事革命中，西方军队更加注重技术和装备之外的软军力的作用，把“人”的因素放在第一位。美军在其《2020联合构想》中，也认识到“单靠物质的优势是不够的，更为重要的是发展军事学说、编制体制、教育训练、领导人以及有效利用技术优势的人才。”希望高素质的军人与高水平的技术、装备组合成空前的战斗力，保持其在军事上的绝对优势。

　　总的来说，尽管西方军事思想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但认真审视其科技观，有不少值得我们思考和借鉴之处。在新军事变革挑战面前，科技强军显得尤为迫切。认真审视西方军事思想中的科技观，为我所用，可在多方面着手。如借鉴其推崇科技的传统，以“科技强国”推动“科技强军”；借鉴其勇于自我否定、推陈出新的思维方式，打破我好大喜功的不良心理，扫除科技创新的思维定势；借鉴其善于科技创新，不断推动军事改革实践的做法，革除我说大话、走过场的陋习；等等。新军事变革要走跨越式的发展道路，而跨越式发展离不开正确的科技意识，这一切，需要我们解放思想，大胆借鉴，踏踏实实地树立符合中国特色的军事科技观。

（作者为总装通用装备保障部政委）